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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增起于1992年去世。此后，儿子们都搬到外边成家，这老宅院便无人居住，屋中堆满在漫长的生活中不断淘汰下来的杂物。待贾增起的儿子贾振邦打开房门，请我们走进去，一瞬间的感觉真像一个世纪前第一批探险者进入敦煌的藏经洞那样。几间屋中是那些随手堆在那里的破柜子呀、手堆车呀、乱木头呀、小碟小碗呀、壶帽呀、木杆木棍呀等等，全都蒙盖着很厚一层灰尘。郑一民说，他们前些天钻进这屋子时、，蜘蛛网多得吓人，他们用了不少时间才把满屋的蜘蛛网挑去。但此时角落里还有一些蜘蛛网在我们手电筒的照射中闪闪发亮。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秘藏屋顶上古版的状况弄明白。经贾氏三兄弟介绍，这一连五间的屋顶都是用胳膊粗的树干作为椽子架在梁上。树干是自然木，歪歪扭扭，很是生动。椽子上是一层苇席，苇席上是一层画版。据贾振邦说画版上是一层黄土，黄土上是一层砖，砖缝勾灰，以防雨水。
当年贾增起秘藏这批古版时是颇费心机的。他把古版放在屋顶下边，以使画版存藏安全；画版下的苇席，一为了遮掩，一为了透气。据说最早还用棉纸吊了一层顶子，现在吊顶已经脱落。在贾振邦的指点下，仰头而望，从一些残破的席子中真的看到藏在上边的几块古版的边边角角。有的发黑，却能看见版上雕刻的凹凸；有的则是红色或绿色的套版。这令我惊喜至极。一年来一直惦记的宝物就在眼前和头顶上。几乎是举手可得呢！
经查看，这五间屋中，中间的堂屋由于平时常有外人来串门，故顶上没有藏版。两边的东西两间及里边的左右耳房比较私密与安全，古版藏人其顶。用目测，东西两间各十平米，耳房三
平米。倘若将画版铺平，应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块！
除去画版，在堆积屋中的杂物里，还有两辆当年贾家先人外出卖画时使用的独轮手推车。这使我马上想到，武强人那首当年推车进京卖画时边走边唱的“顺口溜”：
彭仪门，修得高，
大井小井芦沟桥，
芦沟桥，漫山坡，
过了窦店琉璃河，
琉璃河，一道沟，
十二连桥赵北口，
赵北口，往南走，
过了雄县是郑州，
郑州城，一堆土，
过了任丘河间府，
河间府，一条线，
过了商林是献县，
献县大道铺得平，
一直通到武强城。
心里一念这顺口溜，眼前的车子好像“吱吱呀呀”活了起来。
贾振邦说：“这辆车推活我们一代代人。后来父亲不印画了，就用这辆车去县城赶集，卖菜，换鸡蛋，供我们哥几个上学，念初中，高中。父亲说再苦再累也得供我们上学……”说到这里，凄然泪下。
其兄贾振川告诉我：“这车子左右两边，原来还有两根棍儿，已经掉了。上边各写一行字，即‘远近迟迷逍遥过，进追避还遇道通’。每个字中都有一个‘走’字。”
这两行字显然是武强人远出卖画时的心中之言。既有默默的企望，也有一种自由与潇洒；还有一种武强人特有的文字上的智慧，这在武强年画（如半字半画的对联）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屋中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几件废弃的箱柜。柜子上的顶箱，里里外外全糊着花花绿绿的年画。细看都是“灯方”。显然，当年由于顶箱残破，就用印废的年画粘糊。这个细节，足使我从满屋七零八落的东西——这些历史的残片想象出昔时一个家庭式年画作坊的彩色图景。郭书荣说，前些天他们还从这柜子里发现一卷文书呢。待贾振邦拿来一看，颇是珍贵。三件文书一为买地契约，二为分家的契约。买地契约为咸丰元年（1851年）；分家契约一件为民国六年（1917年），另一件被鼠咬，年代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分家契约在提到画版时，都有一句话是“本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在传承的意义上，这句话很像宁波天一阁范氏家族的“代不分书”。表现武强人对画版的珍重。也说明画版在民间文化上具有重要的传承性。因而，守住画版是武强年画艺人们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传统。正由于这句话，这批顶上画版历尽凶险，保存到了今天！
从前一件文书（咸丰元年）看，立约一方为贾崇德。贾崇德的父亲贾行礼肯定生活在道光年间，如果还早——便是嘉庆。那么这顶上秘藏之版会有嘉道的古版吗？如果贾行礼一代手中还有来自他的先人更早的古版呢？此时，我对屋顶上的古版已充满神奇美妙的猜想了。
祖宗留下的“分家契约”上，
明文写着“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为此，在第二天发掘古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顶上秘藏古版最大的悬念是有没有清初前三代的古版，倘若有，就是民间国宝。”
发 掘
10日晚，冷雨彻夜未停。我给京津的亲友们通了电话，方知数十年未遇的寒流正笼罩着我们这次田野抢救。
11日清晨。得知由京、津、鲁、楚等各地闻讯而来的专家与记者已有百余人。星夜里赶至武强的有著名民俗学者白庚胜和民间艺术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薄松年先生的到来将使这次古版的鉴定更具权威性。但老先生早已年过七十，居然冒雨而来，令我感动。此时，雨未停，风又起。我拟建议发掘一事改期。但记者们的积极超出我的想象。《东方时空》、山东电视台以及凤凰电视台的记者们连早饭也未吃，揣些干粮在衣兜里，就扛着机器奔往旧城村。争取在大批发掘人员与记者们到达之前，占得最佳机位。
早饭时，我对薄松年教授说：“道路很滑，您不要去了。”
薄松年教授说：“不，我一定去。搞田野调查怎么能不下去？”他很坚决。
我与郑一民和县政府有关人士经过紧急又短暂的讨论，决定按原计划今日上午发掘，下午鉴定。但要注意几点：
1．要保证发掘出来的古版不遭受雨淋。
2．每块版出土都要编号。
3．确保现场所有人员的安全。
大队出发时，当地政府为大家又准备了一百双胶靴，竟无一剩余，可见人们对发掘过程的关切。
我因昨日去过现场，没有再去。而是去武强年画博物馆看馆藏的古版。我想更多地了解武强画版的题材种类、不同时代的风格，以及刻版的手法，好为下午的鉴定做相关的准备。
武强年画博物馆已经整理出来的古版有三千七百八十八块，包括套版。其中二级文物四十件，三级文物九十件。在近期对年画产地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中，又获得一些古版，尚未清理出来。已整理好的古版均整齐地放在柜橱与书架上，只是还没有实行计算机的管理。武强年画博物馆的藏版数量在中国各个产地中应占首位。这表现武强年画资源的雄厚和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珍重与经意。
在发掘现场那边，进行顺利。后来我通过梵宇的现场录像看到，发掘时首先除掉屋顶的砖层，砖块下边的一层黄土很厚，达三十多公分。发掘人员除去土层，再用瓦刀小心而轻轻地将画版一块块从土里取出，有如发掘古墓中的随葬品。然后依次编号，装入事先备好的硬纸夹，再装人防雨的塑料袋中。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房子历时太久，顶上砖层的灰缝早已开裂，长年渗入的雨水或融化的雪水，浸湿了土层。武强的土是黏土，一旦渗入水分，很难散发。尽管当年贾增起藏版时将雕刻的一面朝下，但木版很怕水与土，故而背面大多朽坏，严重者糟烂不堪，面目全非。西边房内用纸吊顶棚，比较透气，尚有一些古版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东边房内的纸吊顶棚坏掉后，改用塑料吊顶，水气闭塞在内，致使顶上藏版全部腐烂，无一幸存。这是事先全然不曾想到的。也是任何考古发掘都共有的一条规律：结果无法猜，只有打开看。至于这次发掘成果究竟如何，还要到下午的鉴定会上才能做出评估。
鉴 定
下午三时，在武强年画博物馆正门前的走廊上，摆放一条十多米长的巨型桌案。被发掘出的贾氏秘藏年画古版，整齐地平放在桌面上。总共五十二个硬纸夹，纸夹上有编号。内放画版一百五十五块。等待着专家们一一鉴定。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心情兴奋又焦迫，想看看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宝物”。
参加鉴定的专家共七位。有薄松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白庚胜（民俗学家）、郑一民（民俗学家）、郭书荣（武强年画专家）、张春峰（武强年画专家）、崔明杰（衡水市文化局专家）和我。
经过近一个小时对这批古版的反复观察、研究、比较，我大致得出以下的结论：
1．旧城村贾氏秘藏的古版约为三百块。由于东边藏版全部朽烂，损毁一半左右。
2．已发掘出的古版一百五十五块。因朽坏而面目全非者占五分之三，套版占五分之一，线版占五分之一。由于武强画版多为窄条木板（宽约二十公分）榫接而成，一些线版，仅为半块。完整和较完整的线版为十五块。
3．此次发掘的古版，没有神马和神像，如最常见的“灶王”与“全神”，一块版也没见到；没有“门神”；没有武强年画中最具特色的“灯方”和“窗花”。在体裁上，多为四裁或三裁的“方子”，也有少量的贡笺，因为这种贡笺的大版都是木板条拼成的，其中一些部分朽毁，故皆残缺不全。
此次发掘的古版在题材内容上颇为丰富。经过初步考辨，已知有娃娃戏、戏剧画、吉祥画、美人图和社会风俗画等。
4．由于画版表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侵损，很难从视觉上观察古版的年代。确认年代的依据主要是两条：一是画面的内容与风格；二是刻版的时代特点。经与专家们讨论，后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对较完整的十五块线版做出初步鉴定：
我对这批古版总的评价是，数量颇大，在当前我国年画生态日渐势衰、遗存所剩无多的情况下，有如此大宗秘藏古版的面世，令人惊喜。遗憾的是，那时村人保护手段极其原始，故绝大部分都已受潮朽烂，损失惨重。然而，从幸存的较完好古版看，收获仍很可观。从三方面说：一是有的年画题材虽然曾有运用，但此次发掘的古版的画面绝大部分未曾谋面，故有版本（或称孤本）的价值；二是一些古版雕刻甚佳，刀刻线条，如同笔画，婉转自如，极富表现力，应为雕版中的精品。如《乐鸽图》和《万象更新》。三是在年代上，下限为民国初年，上限可至清代中期。如《美人》和《钱能通神》，形象古朴，刀法纯熟，刻线柔和又生动，再晚也是清代中期的刻品。另一幅《三鱼争月》，尤使我关注。就其“三鱼争头”的图像而言，在各地年画都未曾出现过。倒是在中古时代的壁画和侗族石刻中有此形象。此外，无论是构图还是构思，都具有嘉道或更早一些的特征。对这幅画我已在另一篇《古版“三鱼争月”考析》中详细道来。对这批发掘的古版的初步研究，也在《贾氏古版解读》一文中做了周到的阐述。
这次发掘古画版收获颇大。一方面，它将为武强年画乃至中国民间年画的遗存增添一份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