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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人开始敲供电局的大门。他们要到院子里去刷大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院里有人隔着墙回答：我们这儿有足够多的毛泽东思想，用不着你们多此一举。外面的人更起劲地敲门，还有人高呼：“毛泽东思想无往而不胜！”里面则发出了警告：你们胆敢挑衅，就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就在这时，有人打了一枪。如前所述，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打的这第一枪，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您就当它是走火吧。
而实际上这一枪不折不扣起了信号作用。转眼之间，屋里、院墙里的轻重武器一起开了火。这儿，我深感重要的不是描写六百人挤在街面上夺路而逃的惨状，而是必须立即告诉我的读者：我们的人民是极好的人民！按当时的势态，这六百人确实真能被杀得片甲不留、就地全歼。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逃掉了；许多人还是逃上了卡车，而卡车是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开走的。
当然也有倒楣的。三分钟以后，一度闹哄哄、乱糟糟的街面上，变得静悄悄、空荡荡了。“联司”派撤离时带走了全部轻重伤员，但是留下了十二具尸体。
“联司”总部的宣传班子忙碌起来。因为找不到项光，阎绍直接主持笔杆子们起草了《向中央告急电》和《告全市人民书》。因为十二名死者中有俩人经调查出身成分不好，阎绍决定不予宣布，所以在第二天广为散发的《告全市人民书》上，加黑框的死难烈士遗像只有十幅。
“红旗”派也赶印了大量传单，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指出“联司”派以刷大标语为名，行武装挑衅之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行动的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我方予以迎头痛击，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权利。再敢来犯，依然照此办理！
由两军混合组成的执勤部队清理了现场，并在街面上搭起帐篷住了三昼夜，以防再起事端。由“两军”派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则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九七七九部队的代表强烈要求必须得出“‘红旗’派向徒手群众开枪”的结论；而军区的代表坚持认为事端是由“联司”派挑起的，“红旗”派自卫无罪，证据是供电局院墙外侧有新弹痕数处，显系“联司”派人员射击所致。双方后来总算取得了惟一的共同点：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枪，这一点必须查清。双方之所以能取得一致意见，是因为心里都清楚永远查不清。果然，查了半个多月。便再无下文。康平老百姓从此再没听人说起过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几时解散的。
其实老百姓本来就对这种联合调查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对于事件本身也没多大兴趣。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个谈资，听听说说而已。部分人——他们要算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把两派的传单都找来看看，再不加评论地扔在一边，顶多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派头说：这问题到运动后期就清楚了。不愿或不敢参加武斗的人，自然更没有力量制止武斗。而武斗既然发生了，有人受伤，有人殒命，便也全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他们不再因红的血或白的脑浆而震动了。他们见惯了，变得麻木、迟钝因而冷漠了。他们开始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或者干脆把自己看作局外人，对那一切看都不看、想都不想了。
然而——当局者迷。
赵反不是局外人。当了一年多的总部武装总司令，他的心里、感情也越来越强烈地滋生出一股首领意识——当然，他不是政治首脑，而是一位“将军”。他心里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保持本派武装力量的强大，武斗时要打赢；二是保护本派的群众，不使他们吃亏，吃了亏要替他们出气报仇。他想：做不到这两条，还要我干什么？
供电局门前街道上枪声大作之时，他正在医院里听取范侠生的报告。而在此之前，他又是被人从应文礼家叫到医院来的。
从早上起，他在应家待了一上午。如果不是必须马上去医院，他本来要在应家待一天。自从应文礼死于非命以后，他每个月里总要有两天在应家度过。他深深感到，应文礼的死即使不是为了他，也是因为他。如果“九。一”那天早晨他找的不是应文礼或谁都没找，不管毛主席在北京怎么发号召，应文礼都不会“出来”，现在自然也就好好儿地活在家里。他觉得有义务“替一替”死去的徒弟，便自作主张地管应文礼的父母叫起了“干爹”、“干娘”，而过去他是管他们叫“大哥”、“大嫂”的。应文礼那一群弟弟妹妹，从前都叫他“赵师傅”，现在他命令他们改称“大哥”。这天也和往日一样，来到之后，他就动手干那些粗重的家务活：劈柴、挑水、修理院子里一小片菜地的篱笆，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然后，他率领着七名娃娃，浩浩荡荡开进了附近一家冷食店，给娃娃们每人叫了一份冰激凌。他自己要了一杯用糖精和香精兑成的不冒气的“汽水”，一口气倒进肚子里，然后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娃娃们吃冰激凌。他们都吃得极慢，生怕自己比别人先吃完。不幸的小八才五岁，缺少足够的克制力，别人的冰激凌还剩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已经舔光了自己的盘子。他那怯生生而又热辣辣的目光，依次把哥哥姐姐的冰激凌看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赵反的脸上，目光中有懊悔和歉疚，也有乞求和期望。赵反心头一热，想给小八再叫一份冰激凌，可是马上又有些犹豫，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娇纵之嫌，而应家的孩子是不应该、也娇纵不得的。这时，大姐姐应文华似乎已洞察一切，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剩下的冰激凌分了一半给小八。问题圆满解决，赵反竟暗暗出了一口长气。当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重新开回家里时，“干娘”已经替赵反烧好了午饭——别人都吃窝头，单为他烙了一张白面饼。
这时候，总部一个参谋坐着赵反那辆中吉普赶来找赵反：
“范侠生回来了，有重要情况需要立即向你报告！”
“大哥，”小五要求道；他是应家惟一一个嘴快话多的男孩，“你吃了饭再去吧！”
可是参谋说不行。范侠生受了重伤，一到医院就昏过去了，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他一醒，就让护送他到医院的人（那是“边界”附近基层组织指派的两个人）去总部情报部，让派个人来。情报部的人一到，他又要求立即找赵反来。医生说他的刀口破裂了，需要清创并重新缝合，因为身体虚弱，术后不能马上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范侠生要求医生缓一缓再做这个手术，并努力不使他再昏过去，直到向赵反报告情况以后。
于是赵反没吃午饭就赶到了医院。
范侠生报告的情况确实又重要又紧急，赵反一面听着，一面手心直出汗。
这时阎绍又派人追到医院来找赵反，告诉他供电局前发生的惨案，让他立即回总部参加核心组紧急会议。一听说又被老保打死打伤好多人，赵反就急了。他让来人先到中吉普里去等着，然后问范侠生：
“你看咱们能搞掉那个军火库吗？”
“这要由你决断。恐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如果不试试，后果可能更严重。”
“不瞒你说，我担心我们的力量不够。”
“硬打进去确实很困难，要搞也得想个出奇制胜的法子。”
没有时间再细讨论了，况且赵反一向喜欢自己做决定。反正还得再想一想；目前要紧的是不要让对方察觉。他立即向那个情报部的人布置了两点：请医院好好治疗范侠生；严格封锁消息，不让外人知道范侠生住在这里。
赶回总部的路上，那个来找他的人讲了讲惨案发生的经过。赵反沉着脸，强忍怒气地听着，一言未发。
核心组的紧急会议已经开始。赵反来到会场时，罗北亢正提高他那公鸭嗓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谴责“红旗”派屠杀群众的野蛮行径，要求组织控诉团赴京直接向中央控告。赵反一面点头回答人们的招呼，一面坐下。拿眼一扫，会上没有项光，也没有姬焕丞。坐在主持会议位置上的是阎绍。骆彤珍用亲昵的目光同他打招呼，他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听了不到两分钟，实在没耐心听下去，赵反以盛气凌人的口气打断了罗北亢的话：
“老罗，你等一会儿再说。我先问一下，这次行动是谁组织的？”
“我。”阎绍说。
“还有我。”罗北亢说。
赵反看了他们每人一眼。赵反一直没搞清楚，酝酿已久的改选，为什么上个月忽然郑重宣传取消了，而那以后，一向有矛盾的阎绍和罗北亢却打得火热。
“又是徒手？”赵反问。
“徒手。”阎绍肯定地说，“我强调一点：绝对没有人带武器！”
“下了死命令：绝对禁止带武器！”罗北亢补充说，“我们搞的是‘文攻’。”
“好得很嘛！咱们‘文攻’，人家‘武卫’！”
“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罗北亢问。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老赵，”阎绍的语气挺和缓，措辞外宽内紧。“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可能你还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根据军代表的提议搞的。”
“军代表？他们去了吗？”
“这是我们群众组织的活动，他们怎么可以直接参加？”
“他们怎么不可以参加？他们应该参加！而且应该站在前面！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换上便衣嘛！他们不是这样干过多次了吗？”
“住口！”罗北亢拍案而起，义形于色，“这是‘红旗’派污蔑英雄的九七七九部队的惯用的无耻谰言，你怎么也跟着讲？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你少来这一套！”赵反把桌子拍得更响，霍地站起来，“我不怕你扣帽子，反党帽子也好，反军帽子也好，吓唬别人行，吓唬赵反那算白给！我赵反的立场简单明确：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群众吃亏！你呢？你们呢？你们把赤手空拳的群众送到人家的枪口底下！几百人到人家地面闹闹嚷嚷，人家能干看着？换了我，我也会动手的！你们自己拿了鸡蛋去碰石头，现在又想叫人家赔你鸡蛋，天下有这种便宜事？控诉团顶什么用？能让死人活过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宁愿让‘红旗’派的控诉团在北京去告我！”
赵反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走了。现在他一心只想着他的计划了。事情一桩桩一件件，桩桩件件把他推上了这条路。他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自己的力量能否有把握取得成功。必须赶在对方前面，在对方动用那批武器之前把它搞掉，否则，就只能在遭受大量伤亡之后把大片地盘供手送给“红旗”派。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项光。在总部楼里转了一遭，不仅没找到项光，也没见着跟随项光的小吕。这时他才想起来，前不久项光悄悄跟他说过呀“闭门读书”。
十五分钟以后，赵反的中吉普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项光那间小屋的门前马路边上。
第二天，“联司”总部发出了一份“讣告”，宣布总部工作人员范侠生同志因公殉职，定于八月十日举行追悼会。讣告说：范侠生同志夜间外出时遭到“红旗”派无端袭击，身负重伤，落入虎口，五日夜间趁人不备逃离囚禁他的医院，以惊人的毅力爬过了“红旗”派的重重封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