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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命，可惜那时候我无接触佛教，只会消极的认命，而不明白去积极地转命），于
是，我整日里默坐，萎靡不振。
那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天，虽这个日期我记不得了，但这是个星期天我总也忘不
掉。
星期天，大家几乎是全都回家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记得有孙占巧、
刘要亭、王亚丽等几位，在谈着乱七八糟的一些闲话、无聊话。先时我在位子上并
没有在意来听，其实我的内心中也渴望与大家交往，并且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大家所
注目的人，但是我又莫名其妙地刻意不与别人来往。听着他们在聊些无意义的话题，
我发烦——其实这与我何干呢——我独自一个坐在位子上做自己的事，自己也和自
己较劲发烦——这又何苦呢——我不知道，统统不知道。我又禁不得渐渐地停下了
所做的事，开始听他们的谈话。“我考的分数不低，体育也合格，可惜眼睛近视的
厉害，所以没有被中专录取。”刘要亭说，不错，刘要亭的中招分数在我们一·三
班名列第一。“可惜，可惜！”孙占巧迭声地叫。在以后刘要亭的名次下滑，总在
七、八名左右。这孙占巧挺厉害，成绩好，体育也最厉害，什么话也敢说，有时候
搞得老师也没有办法。有一次，王海峰老师让大家赛百米，可孙占巧就是不跑。“
上课怎么能由着你。”“来月经了。”孙占巧竟那么大声的说出来，令人尴尬。王
亚丽则是一个绝好的女孩儿，据艾世清评价：“王亚丽以后绝对是一个贤妻良母。”
他们在教室中谈着闲话，我听了一会儿也慢慢加入了谈话之中，这挺自然的，
当然了已经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东街有个学生，他有什么单位的记者证，有一次
拿着记者证去塑料厂采访拉赞助。”“这个可不好，我们可不愿干。”“我也有记
者证，是《文艺报》和《山西文艺》”的。我顺口在胡扯，他们很惊讶地看着我。
在那个时候，有千千万万狂热的少年，都在向缪斯献殷勤，都自称文学爱好者。这
一股热潮虽说比不得经商热，下海热，但情形也是十分的可观。在学生中，尤其是
在八五年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写下了早恋、爱情这个
题目，甚至有不少社会上的人写这早恋，后来北京还出过一本《中学生笔下的早恋》
。这许多的东西，不能说没有好的，但几乎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水本身无有什么好
环，但数量的多少会影响人们的感受。文学青年能够发一些作品，就很不错了，能
够得到记者证，不见得这证件就有多大价值，这只是表明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有了一
定的成绩，多了份向路人炫耀的资本——当然，这是指非国家正规培养出来人物的
证件，而是从文学路上弯弯而来得到的证件。这弯路上得到的反而更有必要炫耀。
实际上，在我顺口扯出那话时，我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真的有一份《文
艺报》，而《山西文艺》则是不存在的，有一份《山西文学》倒是真的。他们也不
知道这《文艺报》与《山西文艺》是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是这单位的记者，他们
也就相信了，因为我从来就不说话。人永不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是谎话，谁能想到
是谎话？他们相信了这两个单位，应该来说《文艺报》、《山西文艺》的记者有多
大份量，可想而知，但这单位级别不低，于是在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也很神圣。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要顺口胡扯。我的心里很矛盾，是啊，原来很引人注目的
我怎么能够耐得了默默无闻，然而到二中后，我的成绩下滑厉害，再也不能凭成绩
在头上罩一圈儿光环，我要另辟蹊径。曾有那么一次，我偶尔看见一本书上有：“
……有的人吃火柴头，这火柴头会使人致癌……”癌是够可怕的，于是我也就吃火
柴头，我希望自己得癌，这样可以使人注意到我，至少提起我，大家知道“就是有
绝症的那个”，本来的风湿性心脏病到二中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已渐渐好转，可
我却是精神更加萎靡，这是否精神病什么的，绝对是，是心理障碍。这凭病来使人
注意，毕竟保守，他们正谈着的“记者”这两个字眼一入我脑海，我竟恍然地顺口
扯上了。
“我怎么能这么说。”随后一段时间内，我总心中不自在，独自躲个地方，狠
狠地抽烟。“这记者证是要实在地拿出的，我拿什么出来呢？”我心不安，精神恍
惚，如同做了贼被当场抓获，真是“做贼心虚”。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话说出去，被风吹跑了，
别往心中记。”我在自心中也是翻来复去地想，为那谎话而不舒服。想来做一个人，
一生说了多少谎话，那许许多多的谎话，只会在心中微微动一下子而已，并没有使
心反复，反而平平淡淡地过去；如风般无影，可这一次的影响却一直持续了好久。
在当时，文学爱好者挺吃香的——甚至连一些鹊桥广告上把这个也列为资本—
—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则在其他人的眼中，你的头上就多了一层光环。
很快的，有人来探问情况了，我真想说：“我那只是顺口说着玩的。”因为我
毕竟还有知耻之心。可是我实在耐不了心中的默寂，说出的话就总是软沓，推推脱
脱。想忏悔，可到嘴边儿却又含蓄地承认了是记者，说我是有记者证件的，况且我
总是不明明白白直直爽爽地说出个“有”字，他们也就不好一直追问，不好明白地
要看证件，且还以为我是谦虚。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满足感逐渐压倒了羞耻感而占据上风，再有人问一
些什么东西，我也就顺口说。我顺口与人说些关于文学、新闻的东西，其实我只是
在乱说。从此我就多看些关于文学类的书籍，以便与人谈时知道些，不至于太外行，
实际上也应该说，这不是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好处，至少使我翻看了许多文学、新闻
类的专业东西，而不是如以往的只看作品，这样使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提高了不少，
不再是以往的只能人云亦云，而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
我向老师请假，说要到二十七中去参加一个青少年文学研讨会——这当然又是
假的——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学校仅我一个“记者”，虽说我自心明白我是
冒牌的，但他们还都认为我是真的。“其实我并不是记者，但说的人多了，说的次
数多了，我也觉得真如自己是一个记者了。”于是，我就骑上车子在洛阳兜几个圈
子。在城里人太多，遇住熟人的机会就多，我就折向郊区，到菜农们那儿看看稀罕。
在南昌路；有个人非要让我玩游戏机，死赖着不让我走，最终他也没有得逞。 我不
理他的碴，他也没有法子。
晚上，我住了一个旅馆，不记得名字，住一晚伍块钱。虽说不贵，可我也觉心
疼，因为我爸几乎从来不给零花钱。我这次出来是诳家人了一次，骗大哥哥了三十
元钱（我已记不清是怎么骗的了，当时大哥哥在杜渠中学任校长），我就拿了这三
十元钱到处逛，最后还剩十多元。
骑了一天的车子，我已经累了。一到旅馆，我很快就想睡觉。我住的四人间，
另外三个是做生意的，都在三十岁上下，人看起来挺好的，他们问我什么地方人，
我怕追问，就说是郊县的。他们很高兴，说都不远，他们是嵩县人，就让我喝水，
他们泡的糖水。实际上我很面薄，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喝杯水已是很奢侈
的了，同屋的三位看我实在是疲倦，就让我先睡，他们三个打缺角牌。
天刚亮，我起来，整理好被子，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手伸进包里一摸，本想去
掏原来所带的几个馒头，可却掏了一手腻腻的东西，仔细看，却是包里带了一袋雪
花膏之类的玩意儿，一个男娃娃，出门带什么胭脂，真是邪透了。
中午时分，我到了东街中学，去找乔文涛与张永红。他们当时不在宿舍，有人
帮找他们，我就在宿舍中等，一会儿永红来了，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后，我就
睡下休息，一直睡了好久。醒来时，已不早了，乔文涛也来了，已经这几年过来了，
当然记不得说的什么，况且都是无关紧要。有东街学校的学生们在唱歌，他们唱的
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即赶到二中，有人问话，我就告知说是本定的会，可晚
上太杂，人不得安宁，受不了，我的话刚讲完于是就回来，没等会议结束。我骗了
家人，内心并不安生，就赶紧回家。虽说不是星期天，真亏回来了，在我去找了大
哥哥骗得他三十元钱后，他很快就觉察了，他以为一定是我做下了什么大坏事儿，
要远逃，不然怎么会去骗他那么一点儿钱呢？他也知道爸平日里根本不给零钱儿，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回家去催问爸爸，把爸爸也说得寝食难安，正在一家人
心烦之时，我回来了，爸爸把我骂了一通，爸本来说若再等上几天还不见我的踪迹，
就要去找的。
说瞎做假，心中也很不安，可是，能够满足我的虚荣心，又使我害怕孤寂。在
这苦苦难耐中度日，心也受熬煎。白天，我说大话，夜晚，我做恶梦；有人处，我
口若悬河，无人处，我扪心自问……
我要众人注目。
一次在假期中，我千方百计搜寻到一些百科题目，凑在一起，我说，这是我们
《山西文艺》社现在又要招收一批记者、通讯员，这题目就是考试题目，因为记者
需要的知识面极其广泛，故有这些题目——其实我根本不懂，记者本不可能这么来
招——我想该挑选王跃学、周柏涛，我是这样想的：过一段时间，就说他们成绩不
合格，全部落选，这样就与我无碍了。
我在路上碰上了程相伟，这个人物有必要介绍一下。
大概是在刚入二中开学后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晚上，我们正上晚自习，一个小
矮人腾地一声推开门，很霸道地走向教室后排。同学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都惊
谔地看着：“这个人怎么从无见过，又这么地横。”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只后排靠
墙有一张桌子，那是为同学们放吃饭碗筷而设的。他就搬起碗哗啦啦地往地上放。
“看他在这儿这么放肆，一定是极熟悉这儿，是不是原本的老学生，现在开学调班
后走错了教室。”有人这么小声说。这个小矮人的所为惹恼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体育委员方开作——或许是黄开作，方言浓重，方、黄不分，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字儿——方开作吼叫了一声：“慢点儿！”陌生人不理他，方开作也很
蛮——他个子大——他又吼叫：“你这小子找死！”方开作一把揪住陌生人的衣服：
“你再横我掐死你！”陌生的小矮人被掐得无可奈何。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程相伟，
随后我知道了程相伟家有饭馆，还有药铺，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