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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
我现在陷入一片空虚。我的意志所想去的,既非美国,也非苏联。我所能感觉到的,只要可能,都已感觉到了。就像膨胀到了极点的袋子一样,我只相信从外界袭来的力量。别人的批评也好,话语也罢,现在于我全然无用。会不会下雨呢?马上又想起了天气。对我说来,考虑今天是不是带上雨衣出门,成了最值得关心的事。倘祥在街上,只是信步由缰地。“今天,要能喝上一杯咖啡,这世界上随它发生什么都不要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时如是说。这种心情并不稀奇。
在柏林,陀斯妥耶夫斯基天天赌钱。我死命地考虑着究竟带不带雨衣出门,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八日
我还没去过柏林的博物馆。比起柏林的历史来,还不如吃上一回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上通烟。在我如此空虚的心灵之外,奥运会正在不断趋向高潮。
“怎么,是绕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城户问。
“唉,连我都不知道哩。决定取道何方现在成了我的奥运会了。”
城户只得发出苦笑。
独自悠悠晃晃走在街上,遇见村社。好漂亮的一双眼睛。
八月九日
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纪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
在阿多伦大酒店为我开了送别会。奥林匹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本部便设在这家酒店,它也是柏林最高级的一家酒店,装饰得如同大剧院一般壮丽辉煌。宴会到一半时,有电话找我,穿过长长的大厅去接,是胁村打来的。胁村是目前在伦敦作石油研究的学者,经大森义太郎介绍,这次在柏林和我刚结识。
送别会结束后,等胁村来,然后一起走过温特尔登林荫大道,去契雅花园。公园里菩提树苍郁参天,即使白天也幽暗一片。在这儿喝着咖啡,听胁村谈论英国那边的事。胁村是个笃实温厚的人,一点也没有学者的做派。
八月十日
因作绕道西伯利亚的准备,与城户夫人一起上街购物。人在欧洲,今天是最后一天,但已经厌腻了,对欧洲,我早已感觉不到什么依依不舍之情。我理解欧洲吗?连这种反躬自问也懒得问了。但实眼看过了,这是确确实实的。我所看到的,都不会忘记,我连长在巴黎屋脊上的草儿的阴影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到如今,我会因为我的短视而视而不见感到庆幸,只是要把这些表述出来是件难事。
尽管如此,我对人的头脑能把如此庞杂的风景纳入它的组织之中而感到惊奇。我对人的头脑惊奇着,这种惊奇感于我前所未有。记忆一旦趋于复杂,人的行为也肯定将随之趋于复杂。回日本后,我如何收藏起这些记忆,对人们秘而不宣呢?早知今日,还不如死了的好。
谁都没揣想过,所谓表述,只能是将浮现于脑际的几万分之一表现出来而已。文学家的技巧,不过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多两三倍的表现力罢了。
人们把自然力,即物理称作社会现象,整个世界系于一体,都通过它得以表现。然而,比自然力卓越不知多少倍的人类头脑,却要去守护这些围着自己转的自然物理?
“那样了不起的一个人,干吗会说出如此无聊的话来呢?”
青年人的这番怀疑,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彷徨在这个疑问之中,探索着永无尽头的命运。今天,穿越于这一黑暗中的摸索,并显得光彩夺目的,是柏格森。在思想界,他那无与伦比的明澄和透澈的现代理性,向我们提供了得以展望现代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对人类精神,以及进而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它宣布了这么一种观点:欧洲的理性和中心精神,终究将转向东方。
然而,现代东方的知识,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物主义者的知识。他们致力于将欧洲理性之外的东西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排除出去。知识的换算表总是依据绝大多数国民的平均数来制定的,此际,便表现为大胆抛弃自身的历史,以趋就欧洲。这里边有一种直觉,这种忘记自身直觉能力的前景,是我绕有兴致所要关注的。
八月十一日
夜十一时,从柏林茨奥车站出发。火车一开动,我的车厢里突然进来一位年过五十的日本人,是个本分的绅士。
“我就这么个人,这就回日本去。车上日本人就你我两个,还请多多关照。”他说。
此人名叫大山,在以后的日子里和我同道回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离结束还有三四天时间,便嚷着要回日本去了。这么个怪人。
聊天中,得知他是绕道南美而来的贸易商,身兼工程师之职。
“报社把胶卷托付给我,让我捎到满洲里。可昨天收到《每日新闻》的信,也同样托我把胶卷捎回,还以为都是《每日新闻》在托我,今天一看,才知道是《朝日新闻》在托我,闹不清怎么回事,不过,唉,哪家都行,就捎上了。可拍了些什么好像不让人知道似的,封得严严密密的。”大山说道。
“《每日新闻》的胶卷由我捎着。”我说。
“咦,你捎着,怎么回事呵,越弄越糊涂了!调一下包如何?”
是这么个性格开朗的人。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头的镜头了。事实上,我和大山必须在西伯利亚比试谁跑得快,只是乘的是同一列火车,无法比试。
八月十二日
天还没亮,有人叩我房间的门。到了法国与波兰的国境。检查官上来检查所持货币,马克一概禁止携带出境。凌晨三时光景的事,查过后我又睡去。
醒来,眺望窗外的景色,已是上午九时。不知不觉地看着列车驰进波兰境内纵深处,抵达雨中的华沙。不知何故,总觉得华沙像是日本浓尾平原k的一个城市似的。满是铁锈的钢轨间,野草生长着。
牧场绵延不绝。这里的牧场,据说草格外柔嫩。鹤不时降落在草地上。森林和树木远离人烟,遭人遗弃的草原,凌乱、潮湿,不见一点起伏。少女站起身子,看着停在草原上的火车,眼睛里渐渐放出蓝色的光芒。在阴沉的天空下,四处绵延开去的草原,拥着洼地,显得十分阴郁。一柱电线杆子遗世独立在原野上,望着这寂寞的风景,我想起了出生于此的肖邦。这个国家,有着某种孕育天才的怠惰气质。“文化竟然落后得如此可怜。”大山对我说。
曾在波兰居住过多年的人告诉我,在波兰,一旦姑娘和男子合盖过一条被子,那么按照宗教上的铁的法则,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也必须与他结为夫妻。然而,结了婚的人妻,放荡不守操节,却又比比皆是。也有人告诉我,波兰美人多得别国无法比。
我在巴黎,曾与一位长得年轻貌美的波兰女性说过不少话。我对她说,听说你们国家数学天才特别多,我记得她回答我说,“可除了这个,就什么也没了”。当时我想,对自己祖国,即使再谦虚,也不能贬损呵。之后,这位波兰女性在我眼里就再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美的了。
一个伟大的人却不爱自己祖国的优长,在我是无法想象的。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在柏林遭追捕后逃亡出来的女共产党人,我问她最喜欢什么地方,她的回答是,“还是柏林。”
日本最明显的非文化倾向,便是知识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嫌弃自己的祖国。对日本说来,我以为建立民族自信要比什么都来得要紧。
从早上醒来到下午四时光景,窗外看到的风景,净是湿气缭绕的草原。整个波兰境内恐怕都是如此吧。如果思索一下一生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的心态,我觉得女性贞操观念的丧失最值得关注,这要比“除数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说法更难让人理解。单调,并且是令人恐惧的虚无的单调,在这块整个儿铺满了单调的大地上,人们除了和本身就是虚无的数学格斗之外,便再也找不到需要动用心灵的事了。是数学?还是无意义的音乐?人们无论偏于何者,都无法过上使心灵获得支撑的日子。
落叶松渐渐多了起来。下午五时半,进入俄罗斯境内。我身旁的两位德国外交官,用忐忑不安的眼神眺望着国境。从国境上的车站起始,镰刀和锤子交叉着的标志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
这就是苏联?我思忖道。白桦树越来越多,原始的田野上绿色渐渐加浓,沿途,人们的脸上表露出自信和有思想的神情,淡漠地打量着我们这辆来自欧洲的显得老迈的国际列车。列车这种现代科技突然闯入古老的森林地带,与周围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副郊游后归来的悠然自得神情,在圆木搭建而成的积木般的木屋里,沉浸于简朴的满足之中,宁静、通达,脸上不见笑容,一股清新的忧郁漂浮在空气之中。
下午六时,车抵尼古列。我们在这里换车,护照也在这儿被收了去。行李检查很严格。一美元换十个卢布。货币兑换率,不好对付的世界和平的扰乱者。要是这汇率不改变,世界怎么可能幸福?世界各民族所有的心理都被包含在这里边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应用于货币汇率,之间的差别有天渊之遥,就像地狱和天堂一样。世上所有的理性都在致力于消除兑换率,人类理性何以要花费在这种徒劳的努力上呢?眺望着俄罗斯茫茫平原上的天和地,此际我在心中想象着货币兑换率的不可思议。世界的全部历史,这种发生在大地上的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信任,又互相憎恨的历史,便都只是在这种换算率中兜圈子,从未跨出过这个怪圈一步。所有思想也同样因此而丧失了发言的权利。
惟有我是日本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惟有这个对我说来才是唯一真实的,这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换算的不可思议性也是很难意识得到的。我真想在这里将祖国这个词,说给从未见识过自己国家边境的日本人听听。四面环海的日本人的一个缺陷,便是压根儿不懂得祖国这个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战栗的意义。
换了列车。深绿色的车厢,看上去就像颇具古风的高筒礼帽的内里,由它送我去日本,开起来想必会眼眶乱响吧。我突然想起留在国内的朋友,这些可亲的、得以与他们为友在我觉得无上光荣的贤明之士,他们却无法见识一下我所感受的东西。世上竟有这样残酷的事,我该对他们讲述些什么呢?朋友们大概会把我想象成一个只图自己方便的自私自利的家伙吧。
现在,我以一种麻木不仁的心情眺望着苏联的平原。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这里不是日本。对我说来,俄罗斯平原之美,仅仅是美而已。共产主义对此时的我说来,什么都算不上,除了挚爱日本,现在我什么都视而不见。
爱是令人喜悦的,唯有爱的生活才是生活。一想到日本,我就心跳得厉害。不能从肉体上感受到祖国这个词的人,想必会骂我是法西斯吧?但这种攻击肯定没道理。我身上并没有招人愤恨的多愁善感,可我却受到了攻击。我学会了不管什么样的子弹射穿我的胸膛,都能将它取出来的本事。
晚上九时,在餐车遇见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