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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身上的酒气还很是重，我只好把窗子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外边一片静谧，远处的山甚至呆得有些无聊。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打算用一个姐姐的身份，跟伊万谈谈心。我猜他是在异国他乡过于寂寞，遇到我这等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自然感到万分亲切。
但他一口气喝完水，突然仰头躺下，过了不到五秒钟，鼾声即刻响起。
我摇了摇他，弄不醒。自己的困意上升，没有办法，只好躺在他边上，和衣睡下，睡神过来一把把我抓住，很快我也睡着了。期间，伊万过来圈住我的脖子，我在迷糊当中，不失风度地把他的手掰开，放回原处。但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还是无意中碰到了他的胳膊，年轻男孩特有的柔软而舒适的肌体，如一张解剖图谱放在那里。
我几时开始对他们羞怯起来的，那个分界线从哪一天开始的？
显然，我连想的力气都没有了。
早晨，手机定下的闹钟把我喊醒，伊万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了，被窝里还留有他的气味。
我冲下楼吃早饭，同伴早已吃完东西，坐在那里聊天等我下来了，我才意识到我定的时间比我们预约的晚了十分钟。到那个国家后，我们每时每刻的日程都精确到秒，他们习惯跟我们说：“七分钟后我们在旅馆大堂跟你们碰头。”或者：“给你十三分钟，吃顿饭够吗？”
这对素来懒散的我，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折磨。
我弄了一碗牛奶麦片喝着，第六感起作用，我觉察到他们两个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分别住在我的左右两边房间里，难免夜里听到点什么动静。特别是那个到这个地方后几乎不怎么需要睡觉，也一直活得好好的摄影师。
他冷不丁问我：“你半夜干吗挠墙啊？”
“啊？”我被没泡开的麦片渣子呛了一下，“因为墙皮痒痒了。”
“不见得吧，我看。”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这个家伙长了一对三角眼，不仔细看不会发现。
“那你上回干吗往我房间打电话，说什么要给我拍写真呢？”我回击。
“我打了吗？你别诬陷人。”他果真急了。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人北京话说得那么好，凑巧又是个摄影师？”我非常冷静地当着女编辑的面，把这个仙人掌抛回给了他。
“于老师，您怎么可以这样？”女编辑很气恼，她是我们的领队，负责我们的安全跟健康，当然，也维护秩序。“你这么做，我们主编会不高兴的，我们这一路是工作关系，您明白吗？”
“我明白，但我没做错什么吧。”摄影师做无辜状，“拍拍写真照，又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多少姑娘想让我给拍写真啊，我都不干。”
女编辑闻言叹了口气，这是个老泼皮。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房间打包，我已经学会把路上要用的东西，精简到极点，打起包来格外方便。差不多五分钟后我背上包，拿着钥匙牌到了前台。我们要把行李寄存到前台的储藏室，然后去看冰川。
摄影师动作奇慢，女编辑告诉我：“我们还有十分钟，可以再喝杯咖啡。”
我们自己取了咖啡，这里的咖啡多半苦涩无比，我不得不取三份糖包外加两个奶，才压下去那股难喝到极点的味道。
坐在那里做忙里偷闲状，东张西望。阳光落在旅馆的周边上，格外鲜艳的白色外墙，显然刚刚刷过。这里的人，一年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冬天上，等到开春，融化的雪多半要把外墙上油漆都给腐蚀掉了，所以一定要重新刷一遍。
“哈伊！”头顶上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抬头，一个穿着工装服的油漆工正站在爬梯顶上，戴了只报纸做的帽子，笑容灿烂得要命。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伊万。
“你在这里工作？”他是个油漆工，之前我并不知道。我瞄了一眼编辑，她低头喝自己的咖啡，装作没看到。
“是啊，我是这里的临时油漆工，一栋栋刷过来的。”他大声地笑了起来。我这样的大人总喜欢心怀鬼胎，他小人家倒是镇定得很。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没跟你打招呼，你睡得还好吧？”伊万说得好生自然，我眼前顿时黑了一下。编辑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带着怜悯，和幸灾乐祸。
“哦哦，还可以的，我们一会儿要去看冰川……然后就走了。”我调整好自己的气息，跟他说。做一做常规告别，跟那些无情无义的一夜情爱好者一样。
在同伴们看来，我终于没能够压抑住自己的情欲，终于拿某个老外开刀了。
伊万下了爬梯，脱下手套，向我们走来。
他的气色一点都不像夜里大喝过一阵，下巴上零星的胡子被他早起剃得干干净净的，嘴唇微微上翘，带着少年家早起时候特有的慵懒劲儿，歪歪扭扭地站在那里。
“你这就回北京吗？”他问。
“这怎么可能，我们还要去很多别的地方，还要沿着驯鹿之路，到最北边去。”
“能不能带上我？”他眼睛也不眨地说。
“你看你看，风流债！”编辑终于忍不住贴在我耳朵边上说了句。
“那恐怕不太方便，你知道的，我们有工作，日程很紧的……”我带着万般的歉意，跟一个混得还不错的大人一样跟他说。但他不知道，我在北京，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失业一年，离婚半年，暂居在前夫的房子里也有半年，带着身边仅有的三千块人民币换成的三百美元，到这个地方来出差，而这个工作是一次性的，回去后我又要变回一无所有的人了。
更要命的是，我跟那个男性朋友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对方会半夜来我所在的小区查岗查哨。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招儿，是在我那里故意遗落了件带兜兜的衣服，兜兜里呢，放了只录音笔，可以连续工作四十四个小时的录音笔，这样，在我们分开的时间段里，他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在那屋子里都干了些什么……
不要说带伊万那么醒目的男的回家，就是带条没阉过的狗狗回去，都要跟对方大干一仗，干完了也就各自散去，绝不会跟别的情侣一样又是打电话又是道歉，又是买东西互相送。
那就是我的生活，公生活和私生活都一塌糊涂。
“哦……”伊万有些失望，他过来跟我握了握手，说了句拜拜，转身回到工作岗位。今天可不是什么节日了，他没道理怠工。
我们也出发了，那才是此行的目的。车走了十五分钟，就看到冰川了，它藏在一块山坳里，鬼鬼祟祟的。
下车，先走在一根羊肠小道上，那根小道远远看，模模糊糊的，跟没有一样。越靠近冰川，气温越底，后来居然张开嘴就能哈出气来。
冰川跟旅馆房间的照片上大异其趣，没有那么白也没有那么蓝，相反，非常的肮脏跟龌龊，冰面被一帮攀冰爱好者挠得东一爪西一耙的，据带我们去看的冰川中心的头儿说，他们在各色工具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地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后，也就是坐在那里，看看四周，然后就下来了。
“意思不大。”头儿说，他是个大胖子，一点不喜欢运动的样子。
“不然怎么叫户外运动呢。”女编辑插话。
两个人互相你来我往地聊起天来，连连点头。
眼望着冰川，我陷入了沉思，那是几万年前留存下来的水，结成的冰，那么说，几万年前的原始人，或者在这水里洗过脚，或者在这山上，互相追逐过，他们过得快活吗？还是经常聚众斗殴呢……
“伊万怎么样？”船长带着笑意问我，把我从深思中拽了出来。
“什么怎么样？”我吓了一跳。
“哈哈，那臭小子，总爱装吉卜赛流浪汉。”
“他不是季节工吗？爱上哪里上哪里。”
“噢，不，他妈妈在这里生下了他，”船长坐在船头，开聊，“跟我们镇里的一个老头儿，后来呢，他妈妈被查出来非法移民，遣送回国了，她跟那老头儿没结婚，没法结婚啊，那家伙有老婆孩子的，我们镇里民风最是严谨了，二十年来没人离过婚……不可思议吧？”
“那伊万真是拉脱维亚长大的？”我很好奇。
“可不是，他妈妈后来又嫁人了，那个后爹呢，很不喜欢他，使劲赶他走，他就想方设法跑这里来了。”
“他找到他爹了吗？”
“怎么可能啊，那老家伙早死了。那家伙勾引他妈妈的时候，都六十了。”
“那他怎么办啊？”我担忧起来。
“他是前年来的吧，办的旅游签证，你们住的那旅馆的老板同情他，雇了他在这里工作，给了他个地方住，但也不顶用啊，那孩子整天说大家的坏话，对谁都恨得咬牙切齿的。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又拿他没有办法。”
船长自己卷了支烟，点上：“他啊，就想通过人离开这里……”
“啊，那我可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再说……”我吞了一口唾沫。
“嘿嘿，你不用解释，我知道的。伊万至今还是个小孩子呢，他也就是说话随便，才多大点儿啊他。”
“多大了，他？”
“他最多只有十四岁，护照上的年龄是假的。他妈妈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们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镇屁大点儿，怎么可能搞错。”
船长俨然是知情人：“说起来，他那个老爸，跟我老婆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
以上这段对话，是我模仿某些外国名著写的，我的英语压根没牛到可以听和讲这么多话，那就是我沉思的另外一部分内容。
现实生活中的船长，只是在码头上开开船，一边还忙着卷他的卷烟，他对所有的游客一视同仁，说话不超过三句，分别是：“你好！”“请坐稳。”和“再见！”
那冰川，真的很难看。
巫昂，1974年生于福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硕士，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怎么搞的》。现居北京。
我们去看李红旗吧
张 楚
高速公路上
我把圆形的头伸出窗外
来向万物证明
我根本就没有毒
——引自周建歧诗歌《看海》
1
像往常一样，那天我们吃了冷锅鱼，喝了白酒。喝着喝着周建歧来了。周建歧来后我们从酒店里又拿了瓶老白干。周建歧跟四哥头次见面，两人咋呼着碰杯，刘荣就又要了瓶。等四瓶白酒下肚，我张罗着喝啤酒，他们没反对也没赞同。他们已经不会反对或赞同了。
那天喝酒的情形无非是这样：谁也没想多喝，结果谁都喝多了。刘荣下午要来一个青岛客户，签笔不小的订单。四哥更忙，他跟人约好去哈尔滨进道轨。可是周建歧，这个广告商说，我们下午哪儿都别去了。我们去看李红旗吧！
四哥问，李红旗是谁啊？
刘荣说，一个女的。
四哥看我，我说，女的？不认识。
四哥问，漂亮吗？没人吭声。四哥又问，是不是很丑？
周建歧斟酌说，李红旗怎么会丑呢？他似乎想具体描述一下李红旗的面孔，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他比鞋底还厚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