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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6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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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为欲望、原欲,小说、诗歌、散文中都能写,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原生态仅仅是一种完全的原生态展现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任原欲泛滥,缺乏了灵的介入,诗歌会变成不堪人目的东西。歌德说过,一个人的内心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就是原欲的一面,天使的一面就是他的灵性的一面。我们的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写作是注重了灵与肉的结合的,是健康向上的,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二,他们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切人诗歌。这批诗人有着对历史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用自己的诗来书写历史。写农村的贫穷也好,写自己的幻想也好,写自己的追求也好,都是在书写历史。有些诗就直接地以史的姿态出来,如专号中庞余亮的诗《太平湖小史》,诗很精短,里面有老舍之死,有湖的变迁,就是这十几行诗,真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处理得非常到位。江非等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史。
  第三,他们力图从人文、理性方面确立诗歌的价值。西方现代主义过于强调过程,其实还是把艺术做得像游戏了,在这六位诗人这里,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也没有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那种写诗为了自己宣泄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的两个回归,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影子。回归现实并不是原先说的简单化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上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过反复地思考寻觅之后找到的道路。
  
    获奖诗人:乡村大地与个人版图
  
  北野:我个人感觉到,我能够获这个奖,可能更多地凭了运气。2003年,我在《诗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三组作品,可能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写作,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声音,尽可能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我天性里面有一种拒绝的能力。《诗刊》这些年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给我的鼓励很多,使我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当时感觉到人们之间说话与写作等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浮躁的东西慢慢地退却了,真诚慢慢地回到人们心中。能得到这个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现在有才华的写作者太多了,我要坚守、珍惜自己身上那些独特的东西,沿着自己的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江一郎: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反而不敢谈诗歌,我们的诗歌写作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诗人与诗人坐在一起时,如果话题回到诗歌本身就会很尴尬,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诗学问题。《诗刊》在努力引导青年诗人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很年轻的诗人认为自己是最牛的,自己就是标准,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写作。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与他交流。我的诗就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先锋!到底什么是先锋,非常值得怀疑,有人以别人看不懂为先锋,特别可笑。你打着先锋的幌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先锋了?《诗刊》有它自己坚持的评判标准,坚持就有意义!
  现在的诗歌大都很关注日常生活,强调所谓在场,写日常生活如果仅靠描摹,肯定会导致诗歌品质的低落。诗歌与别的文体不同,应该是有些规范的,大自由中应该有不自由。一个普遍的标准、一个底线应该是:诗歌中的那个情字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诗刊》刊发的王家新的一篇文章中说,诗歌说到底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我很赞同,似乎这话不应该由王家新说出来。每个人的写作标准肯定不一样,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有的小说追求肉体的狂欢,但诗歌必须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系、有联系。诗歌不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它能让我们学会真诚、学会善良、学会美好。现在有一个没道理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诗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也许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不是合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刘春:最近一年来,我对诗歌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接到会议通知后,我曾想认真地写一个发言稿,但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感觉没话可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我一直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丰富的记忆。另外,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放到我的诗歌标准里也很好,比方讲道德,讲卫生,讲文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这一些如果能算作标准的话,我认为诗坛上就不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开始把小段子当作诗歌,小笑话、小谜语、歇后语成了诗歌。大家都强调生活对诗歌的重要性,我觉得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生活可能是诗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诗歌不完全是生活。生活有时候并不像一条流动的河,也许有几年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很乏味的,依赖生活就会重复自己。这几年我的阅读比我的生活更加广泛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创作还在路上,还在途中,我还在变化着,我的风格远未形成。
  雷平阳:诗与生活是咫尺天涯的关系。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老家在云南昭通,那里11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每年都回去看看,感觉到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太大了。《云南日报》去年曾经发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批评我,说我身居城市,却老是写乡村。他纯粹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假如你老是写乡村就要批判城市。我写乡村并没有批判城市。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这次获奖,我自己真是很惊讶。我与诗坛联系非常少,包括这两天大家老是说到的一些诗人,我也不知道,平常我也很少与刊物联系,也不上网,朋友们说我还坚持留在农耕时代。我自己中途去写过小说、散文,但怎么写都感觉到没劲,一点劲都没有,有时候写到几万字再丢掉,写不下去。我身体里面老是有一只催逼着自己的手,让我写诗,我没什么大目标,只是想能尽可能地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不辜负愿意看自己作品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奖,我非常高兴,这世界荣誉太多了,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得奖真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事情。
  江非:我对诗歌的另一种兴奋是通过写诗认识了那么多的老师、朋友,受益很多。我简单地提纲性地谈一下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对《诗刊》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上《一份个人提纲》的补充。我感觉华文青年诗人奖标志着一种新的标准的确立。现在有很多诗人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去为世界命名,把诗人从一个命名的角色变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世界自己在命名世界,它不需要诗人的霸道的劳动。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诗人就没有
                             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进了XX团体、流派的形成,开创了XX写作的潮流。其中的10个“XX”顺序不可颠倒。而不是像现在的有些人,总是在那儿不停止地夸大派别和团体的作用,和自己开一些有趣的玩笑。
  我对当今的诗坛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对所谓70后诗人群一代人的整体以及个人创作的担忧;对当下诗歌评论的担忧,优秀的诗歌评论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分析,比较,归纳,命名,预见。但大多数目前的评论文章还处于“分析”这个较低的阶段,就文论文,就人论人,甚至还在说哪个词用得好,哪个结尾结得不好。对当下诗人形象的担忧,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现在诗人的形象并没有如此美好。
  
   其他声音:本土化与健康阅读
  
   李少君:《诗刊》通过这个奖项来奖掖诗坛实力青年诗人是功德无量的。这几位获奖者同时也是我们《天涯》杂志关注的,《天涯》多次刊发了他们的作品。谢冕老师的归纳概括是非常对的,他指出这一代诗人的成就是在新诗潮的基础上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只是看着唐诗宋词在成长,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像这一代诗人这么幸运,他们从小就接触了朦胧诗,朦胧诗是他们的传统。当代汉语诗歌成为这一代年轻诗人的背景,这一代年轻诗人的源头。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东西,“五四’’以后,写作者突然觉得过去的旧体诗词没法表达现代情感,没法传达变幻的具有震撼力的情感。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首先有一批学者来搞白话诗的试验,那时只是一种观念的写作,很少内在的自然的诗歌。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知识、观念的产物,停留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从非非主义对法国新小说的学习,到韩东的诗歌《大雁塔》都是如此。《大雁塔》不是一种自然的体会,没有强烈的诗性的感触,它就是一种理念性的产物,诗人想的是你们要歌颂崇高,我就要解构它。中国诗歌有太多的行为艺术,留下来的不是作品,留下来的是观念。
  所以,我近两年强调诗歌的草根性。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就像佛教是我们去印度取经取来的一样,它是异域的异族的,应该让它变成中国的本土的,或者说要使我们的诗歌具有草根性。禅就本土化了,它溶人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都被禅所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一个从佛教到禅宗的相类似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在新诗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前人的努力,像朦胧诗和后来的种种,包括强调口语化的诗人,注重叙事性与日常生活的写作等等,也在做着把外来的东西变成本土化的努力。
  真正到了江非、江一郎、雷平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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