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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虽然是个瘫痪病人，脑子还是蛮管用的。不仅如此，老太太离休前还是省公安厅的一名老处长。干了一辈子公安所养成的精明、机智、镇定，这时可派上用场了。
老太太躺在病榻上继续愣想愣想，最后就想到了女婿杨罗亭。一年多来，杨罗亭每次来看梁佩芬，两人总是为了一笔什么钱的事发生口角，常常吵得不欢而散。莫非是那个家伙图财害命？
一想到这里，老太太的血压又骤然升高，脸上一片灰白，气也喘不上来，神智又迷迷糊糊的。医生、护士又一阵忙乱，给她打针输氧。慢慢地，老太太又活了过来。与其说是药物作用，毋宁说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为女儿报仇雪恨的愿望的召唤。据老太太后来说，她觉得死亡已经真切地向她招手，她觉得魂魄越飘越高，像断线的风筝，差点儿就飘得不见影了；她觉得脉息越跳越慢，像耗尽了电池的收音机，几乎听不到什么信号。她想，完了，完了，这回准是死定了！但是，她眼前老是晃动着女儿七窍流血的脸，她模模糊糊意识到女儿死得很不正常，死得很冤。如果自己也这么轻易地撒手人寰，女儿的冤情就要石沉大海。一股爱恨交加的火焰，在老太太胸中熊熊燃烧起来，使她体内忽然生出一股精气神儿，把她从阴阳界上拉了回来，看看洒满阳光的病房，她又神奇地恢复了知觉。她使劲地眨巴眨巴眼睛，非常迟缓地把快要僵死的脑子启动起来，总算能够想点事了。她曾经想到快快报警，但是，她自己又把它否定了。这事也没有绝对把握。万一此事和杨罗亭无关呢，闹得沸沸扬扬，此后和杨罗亭怎么相处？就算并不稀罕这个不肖的女婿吧，小外孙女婷婷她可是老太太疼得像心肝宝贝的命根子呀！怎么办？怎么办？听小保姆说，杨罗亭已经把佩芬的遗体送往火葬场，明天就要火化了！没尸没骸，死无对证，这一桩冤案怎能弄个水落石出？
就在老太太忧心如焚万分作难的时候，她的一位老战友、老姐妹来医院看望她。支开医生、护士之后，老太太老泪纵横地跟老姐妹嘀咕了好一阵子，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她请老姐妹的儿子的一位朋友，转弯抹角的又找到火葬场的一位殡仪馆馆长，悄悄地用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换下了梁佩芬的遗体，冒名顶替地送进了火化炉。第二天，又悄悄请一名法医给梁佩芬做了解剖化验，一下子就验出了氰化钾的残留物。
看，这位半死不活的老太太，是不是个奇人高人！而自作聪明的杨罗亭呢，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章彬彬——
那天洪月娥朝天放了一枪，小黛晕倒在地，脸白如纸，眼睛紧闭，我连连叫她，竟不会吱声了。我就吓得哭起来。刚才，洪月娥把枪口对准我的脑门，我不害怕，更不会哭。可是，一看我的小黛不省人事，我立时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只顾抱着孩子一直叫，一直哭，脑子里一片糨糊。
赵监狱长说：“莫慌！莫慌！我们马上去医院！”
赵监狱长命令任思嘉、王莹等把洪月娥押回清水潭女监，她自己陪我上了警车，直奔西源市人民医院。医生给小黛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折腾了许久，小黛才慢慢睁开眼，不住哼哼唧唧，却说不清一句话。更要命的，是她的黑眼仁儿集中不到眼珠子中间来。那一粒人见人爱的黑葡萄儿，一会滑向眼珠左边，一会又滑向眼珠右边，一会藏在上面，一会又躲到下面，眼里总是大片眼白，看人看东西都是傻乎乎的。我心里一阵阵刀剜针扎似的痛，叫又不敢叫，哭又不敢哭，只顾眼泪哗哗流。
接着，医生给章黛做了ＣＴ和核磁共振检查，诊断出章黛右脑腔隙轻度梗阻，是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惊吓造成的。天呀，我哪有勇气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小黛小小年纪，要是落下个脑病，连话也不会说，将来怎么上学，怎么生活？
医生就宽慰我，说现代医学发达，这种病症并非无药可治。
但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慢慢地打针服药，把梗阻在脑腔隙的小血块化解，打通，一般来说，还是可以康复如初的。
隔天，小黛她爸崔一峰从省城赶来了，看到孩子成了个哑巴，恨得牙根咯巴咯巴响：“狗日的洪月娥，我恨不得亲手宰了她！”
任思嘉等姐妹也来看望小黛，见小黛只会翻白眼，自然又想起洪月娥持枪拒捕的穷凶极恶，也忍不住骂声连天：“这个洪月娥，真该千刀万剐！”
我自己天天守在小黛床前，看见小黛脸色苍白，看见小黛目光呆滞，看见小黛时不时抱着小脑袋哼哼唧唧，看见小黛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话，就一边落泪，一边把洪月娥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女人哪还有一点人味啊！她贪污盗窃，败坏人民警察的荣誉；她劫持自己的干女儿，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牲！我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发誓：洪月娥，与公与私，我都跟你不共戴天！
在医院里，我和崔一峰除了看护小黛，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洪月娥。我们都是老政法干部，对刑法了如指掌。我们一桩桩罗列洪月娥的罪行：她与朱亦龙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她接受梁佩芬的贿赂，徇私枉法；她劫持儿童，持枪拒捕根据《刑法》第２３８条，第２３９条和第３８３条第２款，她洪月娥已经足够处以极刑而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西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传我出庭作证的通知书。我和崔一峰都意识到，我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我把小黛交给她爸看护的时候，崔一峰说：上了法庭，你该知道说些啥吧？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放心，我知道！
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感到法律至高无上的威严带着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审判台上，正中坐着身穿白色制服的审判长，左边坐着穿同样制服的书记员，右边坐着穿墨绿制服的公诉人。
审判席右侧的座位上，坐着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对审判台的被告席上，站着我的仇人洪月娥。她身上的警服被扒下了，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便服，像只其丑无比的大灰狼。证人席在被告席旁边约三四步远。这样的距离使我想起追捕洪月娥的时候，她就在咫尺之间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但是，今天我们俩互换了位置，我的证词将像出膛的子弹，有足够的杀伤力把她置于死地！
我从容走上证人席的时候，听到听众席上掀起一阵细微的喧哗，随即有许多同情的目光向我集射过来。我知道，洪月娥被捕之后半个多月，一个小小的西源市，早把洪月娥的对立面—我的不幸的故事，传播得家喻户晓。正义的舆论站在我的一边那是肯定无疑的。我向右侧身，望了眼庄严的国徽；我向左侧身，正面对听众。听众席上座无虚席，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各界代表；其中有一大片橄榄绿，因为洪月娥案发生在清水潭女监，女监理所当然来了许多代表。我看到了任思嘉、王莹、林红、董雪等等熟悉的面孔。越过黑压压的人群，我向她们投去匆匆一瞥，任思嘉等人把灼亮的目光迎了上来，传递着姐妹们冲天的义愤。
我在心里暗想：洪月娥的案子大概已经审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今天的证词就是要她小命儿的一颗子弹。于是顿时有一种临战前的亢奋，腰板挺得直溜溜地站在证人席上。
一会儿，审判长宣布开庭。他扼要地作了案情介绍。他说，通过半个多月的审理，被告对贪污盗窃罪、接受贿赂罪，已经供认不讳，并由谢芳、杨罗亭等作证坐实。现在，需要章彬彬出庭作证的，是被告的劫持儿童和持枪拒捕罪。审判长说，章彬彬是清水潭女监第五大队副大队长，既是擒获案犯的主要干警，又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她的证词无疑是最具权威性的。
刹那间，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我觉得整个法庭，不，是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法官、检察官和所有听众都在凝神倾听我的叙述和证词。我从谢芳的丈夫高汉文如何向我报告，朱亦龙如何绑架我，我又如何逃脱他的魔爪，一直说到洪月娥劫持章黛仓皇出逃，说到她在半途被我们截住，说到她胁迫赵监狱长和女警官们放下武器，说到她一再叫嚷要向我们开枪事件的全过程和细枝末节，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像听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按照我这些日子的情绪，我完全会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来叙述这一切，但是，当我面对庄严的国徽，面对代表法律权威的法官与检察官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忘记自己是被劫持儿童的母亲，也忘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洪月娥用枪口指着脑门的警官，正义的良知提醒我，应当把事件叙述得百分之百真实，连语气也变得非常冷静、客观、平和。
审判长质问洪月娥：“被告，证人所说的证词，都是事实吗？”
洪月娥回答：“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
听众席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私语。毫无疑问，人们觉得根据这些罪行，原告已经足够被法律钉在死刑柱上。
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时站了起来。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穿一身紫罗兰色西装套裙，白皙光鲜的前额显出一个知识女性的高贵，而职业的严谨使她的圆脸冷若冰霜。获准审判长的同意后，她对我进行一连串追问：
“请问证人：被告劫持儿童仓皇出逃的时候，她携带什么武器？”
“六四式手枪一支。”
“她的子弹盒里有多少发子弹？”
“两排，共２０发子弹。”
“被告胁迫追捕的女警官们放下武器之后，她真的想向女警官们开枪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看她当时的确有向我们开枪的念头。”
“可是，她最后有没有开枪？”
“开了一枪。”
“好，现在我要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原告这一枪，是朝赵监狱长开的，还是朝证人你开的？是朝天开的，还是朝自己开的？请证人不要轻易回答，先想三分钟，想好了，才给法庭一个真实的回答！”
我立时看出这位律师是个富有经验的高手。她深知洪月娥罪孽深重，法网难逃，不可能完全为她开脱；她惟一能做的，仅仅是为被告作从宽辩护，争取她免于一死。
辩护人虽然是向我发问，但这个问题肯定在许多人心里引起震动，整个法庭一下陷入肃穆的沉默之中。我立时意识到，辩护人与其说是空出时间让我思考，还不如说，是让我事先进行一番灵魂的自我叩问。在这关键时刻，我是站在法律的公正的立场，还是偏执于一己私仇；是理智地面对事实，还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对某个重要细节稍稍修正。我心灵的指针只要有那么一点偏差，也许就足以把一个大活人的生命一笔勾销。
刹那间，我想起洪月娥曾经给过小黛的许多母爱，想起她在工作上也有过许多成绩，想起她被我们截住之后，她挟持一个九岁儿童，胁迫监狱长、我和八名女警官都放下了手枪，而她的手枪里分明有２０颗子弹，要击中监狱长，击中我和我的女儿，击中其他所有的女警官，对于一个射击高手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她完全能够打死我们当中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后与我们同归于尽。但是，洪月娥没有这样做。在最后时刻，她终于良心发现，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这一事实，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