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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得挺好。」
「唱得挺过瘾。」
当然我们唱着唱着，就超越歌词动了真情。当时我们爱唱的１９６９年的歌曲有三：
一，《南飞的大雁》──歌曰：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革命战士永远想念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请您放心
革命战士为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战士永远跟您闹革命
……
在这寂静和星空满天的乡村夜晚，我们唱得柔情似水和壮怀激烈。甚至我们觉得歌词仅仅就这么两段，还不够我们抒情的。我们的情怀还没有到抒到极致一切还意犹未尽歌词怎么像兔子尾巴一样就没有了呢？我们对歌曲没有第三段第四段对一切没有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歌曲都愤怒无比。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什么还没来得及对毛主席说呢。我们少年的孤寂和烦恼，我们对世界未来不可把握的担忧和向往，我们对表姐们、对吕桂花、特别是根据歌词大意对南飞的雁对自身对异性当然说起来也有些对毛主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这里的毛主席也就概念化拟人化和私人化了，我们就在「毛主席」里面偷梁换柱和加了许多私情──的感情到哪里去寄托？我们在一个革命化的语录口号横行和高唱的年代能够这样夹带私情，也证明我们的故乡和人民是多么地富有生命力和压抑不住的想象力呀，又是多么地善于将具体拟化成抽象呀──让惊心动魄的革命一下就变成私人感情的寄托和乡村夜晚的思念了。唱着唱着，我们甚至连歌词和曲调本身都超越了呢，我们已经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和喊的什么这时唱什么和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唱和喊也就够了，于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和情感，一群乡下孩子对世界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包括对自己的伤感、敏感和对不可知的畏惧，全部在一只南飞的大雁身上喷薄而出了。不只是寄托，还是喷涌──除了表姐出嫁，那时我们对自己最为担心的是──特别是看到自己指头出血或是在暮色和炊烟中看到无边袤远的宇宙时──我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根本：
假如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我明天会死吗？
我什么时候死？
……
想着想着，就不寒而栗的在那里索索发抖。就在那里想喊想哭和想跪到地上去乞求上苍。等你情绪稍微平静之后，接着你的疑问和担心会转化成：
我还没有接触过异性，什么时候接触异性我又不知道，那么我会在接触异性之前死掉吗？──虽然这个事实还没有到来，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够叫我恐怖和担忧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就在世界上白走一遭；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异性是什么样和与异性疯狂地在一起是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
……
当你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接着你的担忧又会渐渐地将目的固定化。这时你会想：
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异性在哪里？她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角落？
……
接着你对世界都心疼的哭了。这时你的思念和具体的延伸可不就附加到表姐和伟人身上了吗？──３０的年后你看到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都把伟人虚拟成「美人」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灯下阅读的时候你还不理解，现在你就理解了。本来一切的诘问和担心都是不可名状和无可叙说的，现在因为拟人和具体的开始，你也就和随便那一首歌的情绪同流合污和一拍即合。南飞的大雁、表姐和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美人」──大雁和表姐无足轻重，但是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天之灵原谅我们，３０年前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偷梁换柱和横加猜想毫无恶意，就像３０年后我们看到京城的面的和修自行车的铺子里都挂的都是您的头像，我们会陡然产生一种思念一样。歌曲只是我们一种无边情绪的寄托。未来的姑娘，也仅仅是一个附着物。我们担忧着具体，但我们的思念和担忧却又远远超越了这些具象。是在具体之中，又在具体之上。是在云雾之中，又在云雾之上──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绪才能和广袤无边和浩瀚如烟的星空相匹配呢，我们才能和毛主席晚年对于哲学和人类的思考殊途同归呢。在这样的夜空和这样的打麦场上，不要说南飞的大雁，就是北飞和北非的大雁，不管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没有一首歌曲能够代表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呀──我们和您，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就干脆不挑拣了。倒是什么歌曲对我们都一样了。我们也就随便找到一首歌曲在那里唱起来喊起来歌起来舞起来唱着唱着我们就自动到达了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所知和我们的独处──思念和担忧这时也显得十分外在化了。到了第二天你们还问：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打麦场上唱歌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唱革命歌曲了？」
我们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又在思念毛主席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听上去你们唱得还是挺动情和挺激动的。」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唱着唱着都哭了吧？」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
虽然你们说的一切都不着边际和隔靴搔痒，但是你们说得都对。于是我们又在这里毫无分歧地达成一致了。──也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思念毛主席的《南飞的大雁》的歌词只有两段是不够的。我们的思念怎么能用两段概括呢？怎么能让这些情绪拦腰斩断和戛然而止呢？──大雁南飞之后，我们的思绪到了无边也就稳定和踏实了。我们飞跃了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异性、吕桂花、表姐──在这一切敏感、伤感和伤心的情绪暂时过去还没有卷土重来的空挡里，就好象我们成年之后在两个恐惧之间的空档里一样，我们集体都放下心来了。一个风潮刚刚过去，另一个风潮还没有来临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又爽朗起来。不要以为我们的童年全是忧愁的岁月，我们在忧愁和忧愁之间，也有笑语欢声的爽朗和不顾一切的蛮野呢。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在话下，包括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属于你的异性、吕桂花和表姐。我们已经拋弃了抽象，现在我们只对具体和现在感兴趣。我们开始调皮、戏嬉和胡闹──不遵守世界的一切既定、规矩和路线。这时月亮升上来了，朗朗世界，荡荡乾坤，打麦场上一片光明，我们不爽朗谁爽朗？我们不高歌谁高歌？于是就又引吭高歌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唱忧愁的歌，我们要让歌声昂扬起来──当然就是昂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我们在爽朗之前对忧愁和恐惧的歌唱已经有了实践了，这时我们的调皮、戏嬉和胡闹，我们的爽朗和昂扬也就有经验可以借鉴了。世界本来就有一条规律，相反的两极，不同的情绪，到头来都是殊途同归的。就像世界上虽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爱和绝对的恨──爱和恨是可以转化有时爱才是恨和恨才是爱一样。于是我们也就毫不费力地捡起了一个或者说是顺手牵羊拾起一个歌曲在那里引吭高歌地唱上了，就开始抒发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爽朗的开心和寄托了，就开始表达我们的壮志和胸怀，诉说我们的追求和目标了。在一种共同的豪情下，我们突然感到有些杰出人物也不算什么了，他不过也是借着一时而不是全部的情绪暂时忘了忧愁和恐惧只是怀揣着月亮升起时候的爽朗和决心就上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片面的只知道爱和恨的单纯含义只知道朋友就是朋友敌人就是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我们这群捣子中的片面者我们不管他背离了瓜田而我们还是瓜田中的一群面瓜的事实我们就判定我们相差无几说不定我们比他们还更全面更豪爽于是我们也就居高临下地更加宽慰和放心了。我们也就更加大胆地可以高唱可以随便挑什么歌了。挑什么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歌都能同样寄托我们的豪爽和昂扬──在当时乡村的舞台上，那些匆忙上马和土法上马的村庄剧团所唱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兴奋和欢乐呀。──家家还有一个小喇叭，一根电线扯过来，「哇里哇啦」就唱起了样板戏──我们每天在舞台上和喇叭里听的都是这个，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胡传奎和阿庆嫂──胡传奎问得好：阿庆呢？就好象是问吕桂花：老王呢？或者是：牛三斤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铁梅和喜儿，就好象突然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姑娘。这时她们唱的什么就像我们在打麦场上要唱什么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看着你在那里穿著戏服和打着胭脂在马灯下走来走去，我们幻想你下了舞台就跟我们回家。台下人头攒动，我们大呼小叫。谁说我们乡下少年没有情调和不注重气氛呢？这就是我们和时代共同携手创造的一例。就好象３０年后我们作为民工进城，你也能在街头看到我们穿著廉价的西装满怀豪情地站在街头向自行车人流中的姑娘乜来乜去呢。──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台上唱着唱着，还突然伸出两只长号，等铁梅的拖腔唱完，抓住尾巴再「嘟嘟──」地怀念一阵。除了台下和台上，我们还特别关心后台的一切呢──我们爬上台子钻到幕布之中。阿庆嫂和铁梅在台上互不相干，怎么到了后台就凑到一起嘀嘀咕咕呢？──她们在说些什么？座山雕和喜儿原来是夫妻。郭建光和刘副官原来在后台是一个人。阿庆嫂和铁梅，还有喜儿和柯湘，为什么突然钻出幕布向黑暗的野地里走去了呢？她们要去干什么？杨白劳也想跟着去，被一群戏中的英雄妇女给哄笑着赶了回来。这时小猪蛋和大椿树故作聪明地说──其实他们不说我们还能不知道吗？现在他们自作主张地将这神秘给挑破了，反倒让我们气愤──：
「她们肯定撒尿去了。」
「这是女人的习惯，撒尿也要结伴。」
「她们要走到看不见人的地方才解裤子呢。」
「看，她们已经蹲下了。」
「她们已经撒尿了。」
……
接着大家就不说话了。不知道谁还愤怒地吐了一口痰。这时我们又有一个担忧：她们最好只撒一下尿就够了，千万不要解大便。撒尿对我们有美感，一解大便可就破坏了我们的幻想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白石头养成了不但关心前台还关心后台，不但关心桌上的菜还关心厨房剥葱剥蒜的习惯。最后的效果就是不管反映到生活还是反映到艺术上他就比我们深刻了。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他就往往会不着边际地自言自语或是喃喃自语地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
所以当一群捣子在月亮升起的打麦场上要告别担忧和恐惧唱一下豪放和爽朗的歌时，大家就开始在八个样板戏中挑来挑去。幸好是一花独放，让我们挑选起来不伤脑筋。我们不用费什么劲当然还是费了很大劲大家对待八个样板戏就像拣烂梨或是挑烂桃一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