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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孔子死后，曾子看到孔门弟子分裂离散的现实，孔子学说随时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以他的性格为人，悟道之后根本不会醉心当“教主”，也不会想与孔子并尊。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强立学识不够的有若为师，另一方面将自己全付精力用于孔子学术精华的整理。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威望强过有若的曾子有这个能力和威信去整理孔子的学说。要整理孔子的学说，则必需搜集素材，就象现在心中心法的弟子正四处向人征集元音老人生前的生活小事一样，所以《论语》各章内容均从各弟子处得来。如果是有若的弟子提供的语录，则尊有若为“有子”。如果语录是从冉求的下属处得来，便极可能称冉求为“冉子”，以尊其大夫之职。“闵子”之称可能是后人传抄时漏写了“骞”字，也有可能该语录是由闵子骞的弟子所提供。其他称“闵子骞”内容的语录，可能是闵子骞本人提供的，所以他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季康子问政的几章内容，如果是从冉求等处得来，很可能就用“孔子对曰”，以示对“老板”的敬意。若是从曾子等不在季康子那里从政的弟子处得来，则用“子曰”，没拍季康子的马屁。所以，在季康子身上出现“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概属无心为之的巧合。另外，“宪问”、“牢曰”的语录可能是由原宪、牢两人提供，他们或因归隐山林而很谦虚地直称自己的字。这些语录收集来之后，曾子尽量保持了原貌，没有在称呼上进行修改，所以才出现现在《论语》中称呼、个别用词不一的现象。
另外，我大胆预测曾子只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素材搜集，其时间应在有若被立为师之后，子夏等人立派之前，此后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因为后来立派的子张、子夏、子游等，均未有称“子”的语录，而《子张第十九》篇各家语录，应是曾子自己在编辑过程中零星收集而来，对各家均不称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曾子的语录在时间上涵盖较长（他自己的语录随时可以收录），而其他弟子的语录（除了《子张第十九》篇外）基本都是孔子生前时的，有极少几条是有子被立为师时期的，其他则无矣。
所以，《论语》全篇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只是一般人都按章去读《论语》，难以发现曾子的整体观而已。我相信《论语》是在曾子的直接领导下，由其弟子最后整理而成的。《论语》极可能凝聚了曾子一生的心血，其编辑过程起码历时几十年，几经精雕细琢，臻至完美。《论语》的弘传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其弟子不敢再进行大幅度的增删，而开始流传于世。曾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尊重孔子学说的原汁原味，可使各弟子生起信心，另一方面经由自己的悟道体验，提领出孔子学说的重点及纲目，方便大家修学实证。所以《论语》表面看并无一字直接表露曾子自己的道见，却在全篇布局和各篇章节的逻辑、义理上，和盘托出他的心得智慧，以帮助和影响其他弟子正道而行。
子思无师自通？
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对于子思的师门问题，近代康有为等人认为子思、孟子师出子游，原因是《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批驳了思孟学派，并将其与子游相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mào愚昧）儒，嚾嚾（huàn）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段文字是批评子思造说而附于孔子之口，文中将子游与仲尼并列，只可说明子游在孔子死后，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支派而已，并不能说明子思和孟子就是师出子游。而且，孟子生卒时间与子思生卒时间没有重叠，孟子并非子思的亲传弟子。所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不能说明孟子是子思的弟子，“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并非指出子思师出子游，此结论乃康有为随意臆测得出，不可征信。康有为之所以架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是想借“子游”道统的权威性诉求他提出的维新政略的权威性，是出于提高“大同”、“小康”学说理论地位的需要。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比如子思学说注重情、性的特点，与《先进第十一》篇讲孔子的喜、怒、哀、乐、弹、赞、爱几乎一致，其他如中庸、天命的观点，都难逃《论语》的影子。而且，近代有学者考证《大学》作自子思，我深以为然。
《大学》中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一句，若作者是曾子本人，似不可能将自己的话引用为“曾子曰”，若《大学》为曾子门人所记，则文中其他非“曾子曰”的内容，就应该出自该弟子之口。
郭沂在《子思书再探讨――兼论作于子思》一文中提到“明代丰坊曾说家藏魏三字石经《大学》榻本，有虞松《校刻石经表》引贾逵说：‘孔伋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若细读《大学》、《中庸》，确可看出二篇意趣之相通之处，比如慎独、天命、性、诚等的理解，如出一源。不少史料记载，子思作《中庸》原有47篇，《中庸》、《大学》极可能是《中庸》一书的头两篇，经纬之说并非妄谈。又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一说，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斋漫录》等书皆以《大学》为子思作，则其说固不自坊始也。”其中，《三经见圣编》甚至认为《大学》与《中庸》原为一篇，乃《中庸》之后小半。另据冯友兰先生说：“《大学》，……王柏以为系子思作。”这说明，子思作《大学》之说，在宋明时期还是相当流行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曾子》·一卷”时说：“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表达了编辑者对宋人（朱熹）学术之风的鄙视。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宋以前从未有曾子作《大学》之说，而只有子思作《大学》之说，为什么到宋就一下子就全变了呢？
原因就出在朱熹身上。朱熹这个人曾熟读佛教经典，借佛教典籍的感悟而读儒书，颇有心得。可他为了配享孔庙、吃冷猪头，居然反脸刻意排斥佛、道，希望以此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历代高僧辈出，传承不断，而儒家思想却常常“断层”，几百年才出一个圣人，在传承方面存在“短板”。人们普遍怀疑儒家思想是不是有“心法”，它还是不是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相比佛教、道教的延绵不断，儒家思想处于下风。于是朱熹便费尽心思地构架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来，以表明儒家和佛教、道教一样，是有严谨、一贯的继承线路的。那么，曾子凭什么能获得圣统呢？他的“博士论文”何在？连《孝经》都不能确定为曾子所作，岂不难令世人信服吗？所以，朱熹老先生大手一挥，便将《大学》由子思的版权变成曾子的版权了。过去人们著书立说，为的是将自己的心得智慧流传下去，没有版权概念，这就为朱熹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
按理说，仅凭朱熹的阴阴湿湿，不足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啊。可这时朱元璋适时地出现了。朱元璋登极之后，因为他的农民出身而颇觉自卑，所以他便捧出这位南宋时期的“圣贤”——朱熹，以光耀朱姓，提升他“本家”的思想品位，使其统治政权合理化。朱元璋“塑造”圣贤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他规定：儒生考试一律以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为课本。“四书”便以官方的名义，被强行分派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头上。朱熹的言论成为标准答案，儒生们就算知道吃的是苍蝇，为了功名富贵，也不得不吞进肚里。此后中国“八股”之风大盛，国民渐趋保守、迂腐。朱元璋、朱熹双“朱”联手（强权＋劣质盗版），“朱头朱脑”地阉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顺便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华传统文化遭受重创埋下了祸根。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大学》、《中庸》的对比、研究、考证，渐渐形成与双“朱”较量的力量，但尚未一扫阴霾、拨云见日。可我相信，《大学》的版权最终会归还给子思的。这里，我们将《论语》的编排与《大学》（《礼记》之原本，非朱熹胡排版本）写作手法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二者异常相似。
首先《大学》的叙事逻辑清晰，义理严密，与《论语》各篇风格就非常相似。
其次，《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所谓的“三纲”。其中“明德”是《论语》所述之道（克俊明德即为道体）；“亲民”就是《论语》所述之仁，为道之用（非如朱熹所言亲作新，亲实为“亲仁、爱人”之意）；“止于至善”就是《论语》所述清净之德，为道之相（至善不践迹，乃无相之德，只可通过诗、礼、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三，《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我们参照《卫灵公第十五》篇孔子的修道步骤，就可发现如出一辙。
“格物、致知”是“知及之”，意在明明德，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来明其“本”。格物之意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尽性知命，是止、定、静、安、虑、得的“修身为本”的求证功夫——归根复性以究己本体。本就是明德，即佛家说的开悟得“根本智”。朱熹说《大学》没有解释什么叫格物，实在可气！
“诚意、正心”是“仁能守之”，意在止于至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习气，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是达到清净本心，即正心，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是“庄以莅之”、“动之以礼”，意在亲民，都讲明德的外用之学。其中修身是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代表格物之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内涵，起综前述后作用。修身做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所以子思才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