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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中共要想发展暂时只能走和平道路，而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则又急需资本来开发苏区的资源……可是这个资本又是中共的死对头！
“呵呵，现在就算是我和廖公投了钱……也不够啊！”这时邓演达的话儿又响了起来，现在的他紧紧拧着眉毛，一脸儿的不舍。
“够的。”罗耀国沉沉一笑，指了一下邓希贤：“这事儿的关键是在他们共产党人欢不欢迎你邓大资本家去投资。如果他们欢迎你去投资，那就会有人愿意跟进，中共的朋友可是……遍天下的！我的办法就是由廖公和择生兄领头来募股筹集一笔资本，中共出土地、资源、劳动力，你们两方面办成合资企业，利益共享、分险共担。以眼下南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只要你们肯带头，筹集到几百万资本是没有太大的难度的。”
此时邓希贤的眉头却是越拧越紧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又摆在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了！到底能不能允许私人资本到苏区去投资呢？本来周恩来和他的盘算是最多能允许国民党军备部的公营企业去苏区投资。当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回到人民手中，而且也不用担心会把人给得罪死。因为那都是公家的钱，谁也不会为这事儿去责怪中共的朋友的。可是现在这个罗耀国死活是不肯那国民政府的钱去冒险的，反而教唆邓演达和廖仲恺带头用私人的钱来投资！这个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廖仲恺和邓演达以及其他国民党左派，都出钱投资了苏区的煤矿和油矿，他们不就成了资本家了吗！而且中共将来要是没收了左派朋友们的财产，再把他们打成反动资本家的话，会不会……
……
夕阳的余辉将整个延安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一股股炊烟在古城里袅绕升起，四处飘散的都是玉米的香味。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多安宁和谐，似乎真的像孙中山所宣称的一样，太平盛世就要在他的领导下来临了。
不过延安的共产党人没有被这种和平的假象所迷惑，始终保持着警惕。在他们看来，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危险，并未随着孙中山禁止一切内战的“圣旨”而有所减轻。相反形势更加严峻了，黄河东岸，阎锡山正在以国民革命军为蓝本重整大军，似乎要一雪前耻。苏区西面青年军也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量军援，正在厉兵秣马，整军备战，随时都有可能杀向中国革命的圣地。北面的蒙古，王仲义虽然还挂着中共的牌子，可是叛变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最近还驱逐了苏联驻库伦的领事馆……只有苏区南面国民党左派同志冯玉祥对中共的态度比较友好，可是国民党在完成了对廖仲恺、邓演达势力的整合以后，会放过冯玉祥吗？
而更大的危险则是国民政府刚刚开始推进的总体战体制！根据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内线所传回的情报，这个总体战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将大半个中国打造成一架全副武装的战争机器！而这架战争机器所针对的敌人，很明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意识到危险迫近的中共，也不得不将军队建设放在了首要位置。虽然处于暂时的和平之中，红军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相反还有所增加。只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军费开支也好似是一座大山，将中共脆弱的财政压得喘不过气。
这段时间，在延安王家岭下的那几间寄托了全民族希望的窑洞里，会议的议题也渐渐从加强军事斗争转移到了如何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上来了。今天的会议讨论的似乎……也是经济问题，而且从中午开始一直讨论到昏黄。连晚饭都是由警卫员们送进来，大家一边开会一边解决的。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向共产国际承认错误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出面，那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好了！”李立三扶了扶眼镜，站起身，看着一言不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叹了口气：“我们的确是在蒙古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包庇了王仲义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我们的党也因此蒙羞，我们的双手也间接沾染了蒙古人民的鲜血！共产国际现在不支持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建议，由我们政治局承担责任，集体向共产国际认个错，实在不行，我这个中央领导人还可以引咎辞职。这样应该就可以平息斯大林同志的愤怒了吧？”
“是呀。”坐在另一端，同样戴着眼镜的王明也叹了口气：“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承认错误，应该要勇于做自我批评。在这一次的蒙古事变中，中央就犯了‘右倾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而我也没有能及时认清王仲义的叛徒嘴脸，而被他所蒙蔽，同样对党的事业和世界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我已经将检讨书通过米夫顾问递交给了共产国际，希望各位也能像我一样，勇于检讨自己的过错！”
毛泽东阴沉着脸，没有任何表示，手里面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闷闷抽着，似乎是有什么心事。今天的会议一开始是讨论的经济问题，可不知道怎么的，现在居然讨论起什么“右倾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了！这个爱国居然也爱出了错误！看来这些“洋布尔什维克”一定是读马克思的书读傻了！
不！这个王明才不傻呢！这次的蒙古事变如果翻过来，他王明能有多大的错误？他又不是政治局委员，而且当时还不在延安，整个决策过程都没有参与。充其量是当年考察王仲义的时候马虎了一点儿。而其他人呢？如果给扣上“右倾社会爱国主义”的帽子恐怕就要下台……甚至是被肃反了吧？哼哼，看起来今儿的会议是借着经济困难向中央施压，想要夺权呢！
想到这里，毛泽东忍不住望了对面端坐着的周恩来一眼。然后又偷偷看了一眼窑洞外的站岗的警卫员，见到都是自己身边的熟面孔，才轻轻吁了口气。
“立三同志，王明同志，希望你们两个能把话说说清楚。中央在蒙古问题上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个什么爱国主义怎么就成了右倾了呢？而且什么叫间接染上蒙古人民的鲜血？共产国际不是已经对库伦事变做出解释了吗？那是布曼增迪叛徒集团犯下的罪行，而我党领导下的红军是帮助蒙古人民消灭叛徒，是革命行动！共产国际也发出了嘉奖令……难到你们两个现在是在质疑共产国际的英明决定，在为布曼增迪叛徒集团说话吗？”
这个言辞犀利反驳王明、李立三的是刚刚回到陕北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刘少奇。批驳完王明等人的谬论之后，他话锋一转，又谈到了经济问题：
“同志们，我觉得邓希贤同志发来的报告是值得我们再仔细考虑一下的。我们既然和国民党左派是朋友，那为什么就不能用他们的钱来投资开发陕北的资源呢？我们用了他们的钱，然后有了利润再分配给他们作为回报，将来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还可以赎回他们手中的股份，再把这些企业变成全民所有制，这样难道不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吗？”
啪的一声，王明拍案而起了：“荒谬！实在是太荒谬了！刘少奇，你到是共产党人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够帮助资产阶级剥削苏区劳动人民呢？你这样做，和国民党反动派充当列强走狗，为列强剥削中国无产阶级提供方便又有什么不同？”
“你血口喷人！”刘少奇也不甘示弱地拍了桌子，一对锐目死死盯住了王明：“你竟敢将我们的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你的党性到底还有没有？而且我们利用国民党左派和爱国资本家的资金来建设苏区，其实就是学习了列宁同志所提出的苏联新经济政策。我们是要利用资本主义，使我们落后且生产力低下的经济，通过市场渐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那种纯粹发展资本主义，充当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政策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王明稍微思索了一下，马上又反驳道：“苏联新经济政策和你们提出的同资本家合资开办煤矿、铁路的建议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根据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只是将企业租借给私人或是合作社，而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这种形式的租借或是租让，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所有制！而你们要和资本家合办的铁路、煤矿的所有权到底是苏区全民所有，还是资本家所有呢？到底有没有设立期限，到期要将企业收回呢？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到底要不要接受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指导呢？”
王明的话一出口，周恩来和毛泽东竟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两人都同时向刘少奇投去了一点佩服的目光。眼下苏联早已经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以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对苏联国情不怎么关心的大神都把这茬给忘了。
这个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1920年到1922年间相继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统称。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就是1920午11月颁布的租让法令，和1922年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前者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还将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后者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不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苏联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由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王明同志说得很对！”毛泽东掐灭手中的香烟，站了起来，面带着几分微笑，看着会场中的委员们：“我们要执行的就是类似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办法！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大原则我们可以先确定下来，至于具体要怎么办，还可以再讨论嘛。立三同志，你怎么看？”
第0378章 走资本主义道路（六）
“问我怎么看？”
李立三此时，脸上只是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今天的会议原本是讨论邓希贤提交上来的同“国民党左派及爱国资本家”展开经济合作的报告。结果开了一半就被王明扯到了权力斗争上面去了，然后又被刘少奇一搅和弄到新经济政策上面来了。
眼下苏联老大哥的新经济政策都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据说负面效应太多，产生的“新富阶层”已经威胁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正准备草草收场，还要秋后算账呢！中共这里倒好，马上就拾起这个苏联都不要了的政策来。这不是事事都在和老大哥唱反调吗？这样下去，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误解岂不是更深了吗？
“我看……这个新经济政策可以搞一下嘛！不行咱们再收就是了。”看到李立三拧着眉毛做冥思苦想装，周恩来干脆就来抢答了，他微微一笑，又道：
“其实现在咱们中央苏区的经济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流通领域和手工业里面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对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咱们完全可以再适当的放宽一点政策，要允许他们发展，大不了发展成民族资产阶级。到时候我党还可以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将他们的企业变成全民所有制嘛！而且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的管理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我们也可以积累经验，探索对整个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