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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唐学红微微感觉出一点不对了。
“钢铁是那么好炼的吗？懂点儿相关知识的，都知道这些东西需要技术，需要设备，需要相关的冶炼知识，还需要焦炭这些燃料。可是，老百姓不懂啊！可老百姓的力量永远都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大才在民间啊！……没过多久，许多专家学者，还有那位领袖的那些谋士就目瞪口呆地发现，农村到处都立起了炼钢炼铁的土窑！”
“……”
“土窑立起来了。没有铁矿石，咋办？咱们刚刚说了，老百姓很服那个开国的领袖，他威望高啊，又大分土地，被称为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咱们中国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喜欢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现在，大救星遇到困难了，需要钢铁，不少老百姓都觉得自己应该全心全意地帮这位大救星一个忙，而这个想法又进一步影响到了绝大多数的人民。于是，没有铁矿石，老百姓就到入扒山，不管什么矿石，看着像铁就用；实在没有的，就把自己家的锅、农具什么的，都拿了出来，把这个当作原料，最后，每个村只留下了几口大锅，负责给所有人统一做饭；没有焦炭，就上山伐木，把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林子一个个给砍了当柴烧……老百姓想得简单，他们觉得这样做既有了燃料，又能开荒，是好事儿，所以一点儿犹豫也没有。”
“你再说！”我们可没这么干过！唐学红想了一下建国以来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发现这好像跟自己并没有关系，暗暗松了一口气，心情也轻松了起来。不过，很快，这种好心情又没了。他跟张力认识这么久了，当然知道这家伙除了指责之外，还喜欢预测！难道……新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么不着调的事情，没可能吧？
“看到老百姓的那么热情，干劲儿那么足，开国领袖也高兴啊，于是，他指示，‘要多、快、好、省的生产’，还下令，不能光让工业发展，农业也要大发展，于是，他在全国推行了一场‘大跃进’运动！”
第185章 预言？诅咒？
“‘大跃进’？”
唐学红忍不住问道。这个词让他有点儿不得劲儿……不是因为这个词的涵义，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词跟他们的党经常提出的口号似乎有那么一点儿相似！
“对，就是大跃进！”
张力忍不住长叹了一声。
大跃进！
几十年后的人，谁不知道“大跃进”？
1958年至1960年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多年以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一名叫做贝克尔的长期观察中国的外国新闻工作者还写了一本书，名叫《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
而这场运动不仅破坏了经济，成造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浮夸风”！这种风气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之后，在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依旧体现出不少。比如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灾荒、欺上瞒下、政局败坏……过度的使用的人民赋予的信任和力量，只是主观的以为能够做好，只知道相信某些人的所谓宣传和报告，却不知道客观地去考察实际情况，不知道实事求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他是这么说的？”
“嗯。”唐学红一脸苦相：“他还说，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大跃进’这一类表示奋进的词语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会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一个大国穷国，不跃进就无法赶上那些发达国家？国家领导人可以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可是，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那些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根本就不适用。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只会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只会让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灾难不断。而一贯以来的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要有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这倒是有点儿道理。他是不是担心群众热情过度，进而引发一些不可控制的现象？”
“他担心的不是群众热情过度，而是担心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很好的引导这种热情，甚至为了某些所谓的‘荣耀’而胡乱地利用这种热情。他还说我们不能搞封建家长制的那一套，应该综合所有的意见，然后慎重地做出决定。尤其是对实际情况的考察，一定要随时都有反映到党的上层。”
“呵，这话我可是听了不只一遍了！”
2月7日夜，把张力送回宾馆之后，唐学红按照对方的强烈要求，把白天两人的对话又交到了自己的上司那里。当然，此时的谭政文已经离开了，美国人想谈判的消息虽然已经通过电报交到了北京，可张力的那份笔记也非同小可，甚至还尤有过之，而且，他还要去北京报告一些事情，听取中央指示，所以唐学红得以直接面见叶剑英。
“首长，其实我也知道，这家伙都是好心，对咱们国家也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好。可能是他也心急，生怕咱们做出什么错事儿来一样，所以说的这些话就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了，就好像是在诅咒咱们似的……”唐学红苦着脸说道。现在的新中国毕竟还没有发生太多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的运动，所以，张力的话让他其为反感。只是张力确确实实的是为国家好，他就算反感，出于礼貌，也不好翻脸。何况，就算翻了脸，他能说得过张力吗？就算有那么几次，可更多的却是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