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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楼梯口停住，目光慢慢往上抬，顺着台阶看上去，一直看到深漆漆的黑暗里面。
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听了一会，没听见什么动静，于是不慌不忙地走上楼去查看，把所有房间包括阁楼全都检查一遍，没发现入侵者，但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留有一点奇异的香味和行动的痕迹。
我能感觉到那是个女人。
我发现原来这房子并不像我从前以为的那样安全。
再猛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听见有人在家里走动，甚至试图打开我卧室的门，顿时寒毛倒竖，一阵后怕。
原来那并不是神经质的错觉也不是梦，而实实在在是有人进来过，只是当时睡中惊醒，嗅觉没调动到最灵敏的状态，昨天白天又喷过杀虫剂并消过毒，所以没发现气味方面的问题。
加上后来睡着做了个可怕的梦，全都混杂到一起自然也就把前面听见的声音当成梦了。
仔细检查以后确定家里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没丢失贵重的东西，所以，我很想知道，那来无影去无踪的入侵者跑这一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冲我，还是冲苏墨森，或者是别的什么。
没事，冲谁来我都不怕。
我的原则一向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蛤蟆来了捕而食之，所以很快又放下心来不多想了，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气，给屁股上的伤换了药，把泡在盆里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
再回到客厅沙发里坐下时，还是能闻见那缕隐约的、淡淡的、带着点甜味的药香，思来想去，觉得不管来者是谁，肯定都跟苏墨森和修叔叔还有陈伯伯他们脱不开关系。
我天生有些奇特的、异于常人的能力，比如听觉、嗅觉和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
我能循着空气中微薄的陌生香气以及某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磁场判断出那个闯进来的入侵者是女的。
还能判断出她在房子里走动的部分轨迹：客厅，二楼的每个房间，接着是三楼的每个房间。
她在苏墨森和我的卧室里呆的时间最久，动过苏墨森书桌上的相框，在我卧室的卫生间里照过好长一会的镜子，还上过阁楼。
从楼上下来以后，她大概在沙发旁站过好一会，接着去了厨房，打开冰箱，吃掉我剩在里面的半块蛋糕又喝了一瓶牛奶。
大致就是这样，但判断不出她究竟是从哪扇门或者窗进来的，到处都没有破损也没有撬过的痕迹，像是穿墙而入一般。
家里有一套提取指纹的工具，是苏墨森在教我反追查时买来的。他告诉我警察在进行犯罪现场调查时会做哪些工作，了解这些以后，才能破解他们的种种科技和手段，比如戴橡胶手套、用消毒剂擦洗血迹、用特殊的网罩将头发全部盘罩以免掉落在现场，等等等等。
他也教我怎么用指纹粉和胶纸提取指纹，以备将来可能用到。
现在果然就用到。
所以我很不爽。
因为我的生活再一次被苏墨森料中。好像所有一切都是他事先设置好的，而我只是个蒙在鼓里的演员，正跌跌撞撞按他写好的剧本一步一步往下走。
真的很不爽。
我把提取到指纹的胶膜放进小密封袋里装好揣在随身带的拎包里
另外我又翻了下垃圾桶，想找找有没有什么会留下那个入侵者唾液的东西，可惜没有，她挺客气，吃过蛋糕的碟子和勺子全都帮我洗了，还单独放在橱柜的角落里，要不是因为那套碟子有特征，压根发现不了。
我想，这样一个人，要么是个冷静得全然没有温度的杀手，要么压根就对我没有恶意。
所以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等等再说，不马上就对她采取什么措施，先看看接下去的情况再做决定。
我这个人做人可能会有所满溢或偏差，但做事却很有原则很讲道理，你敬我一尺，我也会敬你一尺。
当然，不多不少，正好一尺，想多要一分也是很难的。
口袋里面手机响，是白亚丰打来的。他啊啊啊啊一阵狂乱尖叫以后开始跟我汇报“沙堆”案的调查情况。
跟我推断的分毫不差，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建筑工人就是凶手，动机是跟受害者的父亲有恩怨，伺机拿小孩子泄愤，溅有血迹的衣服在他家猪圈里找到，并在他平常使用的大扳钳上测出血液反应。
虽然凶嫌被捕以后到现在还没开口说过一个字，但动机和物证俱在，只要指纹跟dna鉴定结果出来就没得好抵赖了。
白亚丰激动过了头，偶尔语无伦次，讲完案情以后，他突然正正经经地喊了我一声，然后特别严肃地告诉我说严副队长的调令已经正式下来，他进修一结束就去别的地方上任。
我说：“嗯，那又怎样？”
他喊叫起来：“怎样？！怎样？！我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破了这么大的案子，明摆着就是老天非要让我升官不升还不行不是吗？！”
我唉地叹口气，摇头着说：“你呀，千万别想得太美，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你最好还是一丁点希望都不要抱比较好。”
他很不服气地嚷嚷：“呸，我偏抱，我就不信，除了我还有谁好意思当这个副队长！”
再说了两句闲话，他把电话挂了。
但马上他又打回来，问我：“哎，妮儿，你什么时候再到局里帮我破另外两桩案子？”
我有点无奈地说：“我把那两桩案子所有材料的复本都带回来了，可以在家里慢慢看，你们有什么新的线索或者发现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好的。”
重又挂掉电话。
16、我需要一个新的命案现场（）
我把从局里带回来的材料抱到二楼书房里，放到桌上以后发了会呆，心里有种描述不清楚的感觉。
觉得好像要出事。
这感觉自半年前百合中路那桩被上面接管之后不许我再过问的血案之后就有了，时时浮现，挥之不去，可又探究不出根源。
所以，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找个契机再打听打听那桩案子的前因后果，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跟我的身世有关系。
我想，一定是跟我有什么切身的关系，那天在现场看着床头那只用血画的、打了叉的眼睛和闻着空气里奇异的药香味时，我才会有异样的、不祥的感觉，萦绕到现在不肯散去。
也许那桩案子会成为我的一个突破口。
自苏墨森失踪以后，我就开始调查我的身世。
现在这个偌大的书房是独属于我个人的专案室，两边展示墙上钉满各种各样的材料、剪报、图片、数据和一些触目惊心的诡异照片。
这几年里我到处搜罗线索，但凡看上去或者听上去和我的身世有一星半点关系的线索都不放过，全部整理出来钉在墙上或者摊在桌上，有事件新闻、人物介绍、专栏文章以及各种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论文片断，还有些五花八门的资料，涉及几项正规和不正规的科学领域，包括灵学和玄学。
但查了这么久，依然是死局，半点进展都没有。
我仍旧不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这么奇怪，我的父亲和母亲又是谁，在哪里。
从前的时候，苏墨森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在我出生不久后的一次山难事故中死了，我一直相信，可是他失踪以后，有个年纪大概四十出头的男人突然拿着一条打造得非常精致的银鱼来按我家的门铃，这男人原本应该很英俊的脸上有条可怕的老疤，从左边额角划到右边下颌，斜穿整张脸，看上去特狰狞。他当时中了枪伤，全身是血，求我救他。
我救了，然后从他口中得知我母亲还在人世的消息。
刀疤男手里那条银鱼是修叔叔留下的信物，我也有一条。
可惜他走得急，而且之后再没出现过，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调查，大海捞针一样瞎忙乱忙。
想着，看看左右两面墙，那么多资料，花了我几年的时间，上网查、找旧报纸和杂志、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资料处，反正所有对市民公开的地方我都跑，还请教了不知道多少学者专家，有时新闻上看到让我觉得可疑的事件或人物我甚至不惜千里迢迢跑到事件地点去看去问去调查，有时冒充记者有时冒充警察有时冒充志愿者，愣是把自己混成个江湖骗子，只要对调查有利，什么样的谎话都能张口而出。可即使这样，查到的也只是些看上去好像和我有点关系又好像没半点关系的东西。
挺沮丧的。
有时候难免会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思虑过重，调查方向出错了，一想到这点就头疼，就想弃之不顾。
现在我想，局里这两桩案子挺严重，搞得不好后续的风波会更猛，需要好好费点脑子和时间，既然关于我自己身世的调查目前陷在死局里，所以不如先往旁边放放，专注于眼前的。
在今天之前我有差不多十几天没进这书房了，原因就是太沮丧，想逃避。现在有了两桩要我帮忙的正经案子，刚好能转移一下注意力，说不定冷静冷静反而会有益处，所以不再多想，仔细将书房里全部资料，不管是钉在墙上的还是摊在书桌上的，都一样样收拾进纸箱子里。
那种买a四打印纸时十二包装的纸箱，整整装了八箱，堆在靠阳台那边的角落里。
转念想到如果白亚丰为案件来家里找我，免不了得让他进书房，怕他乱翻乱看，便找卷封箱胶带把八只箱子全都密密实实封起来。
我一边哧啦啦扯着胶带一边想，若是白亚丰能当副队长，挺好。他秉性纯良，待人诚恳工作又积极，光凭这几点，生活也该厚待他。
并且，从自私的方面考虑，他当副队长的话，对我会有很大的好处，我的顾问身份会因他的关系更稳固，行事会更方便，合作也能更持久。
严副队长虽然一直很器重我的感官能力，但我知道，他对我这个人本身，并不十分信任，所以跟他打交道我还是有点紧张，时时绷着脑子里的弦，生怕露出什么不该露的破绽。
如果换胡海莲当这个副队长，往后的事，也不太好说。
虽然现在我和她关系处得不错，见面能开玩笑，有时还会约了喝茶看电影逛街什么的，但白亚丰最开始把我带进刑警队，让我以顾问侦探的身份帮忙看看案情的时候，胡海莲的反对声最强。
那时要不是因为付宇新支持，我不可能参与办案并与局里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人接触然后得到现在这么多便利。
所以，如果胡海莲升官，说话的份量会比从前重，万一我哪里不小心得罪到她，往后的日子恐怕就不会有现在这般好过。
我知道这样想挺自私，但不得不想。说到底，刑警队那么多人，白亚丰升副队长的可能性真的微乎其微。
我有种只能听天由命了的无奈感。
说千到万，我最开始接触警察，就是为了能借用他们各方面的便利来调查自己想查的事，千辛万苦才有现在的良好局面，要是因为严副队长调走就垮塌，真挺委屈的。
封完八只纸箱后，我喘口气，打开通往阳台的门，呼啦刮进一阵裹着雨腥味的冷风。
吹了十几分钟冷风，我关上门，开始往墙上钉“七刀案”的资料，最先排布照片。
在命案中，我首先最喜欢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