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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处，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虽然很混账，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轻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分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已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已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已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仁宗的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明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他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牟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旦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