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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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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20时“新三人团”发布第一个战略方针《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相机歼灭。

掌握了决策权的毛泽东,还是要打周浑元。

3月14日,“新三人团”发布“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

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

3月11日至14日,周浑元率第二纵队三个师先后进至鲁班场,驱赶老百姓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布成一道道障碍,以阻击红军进攻。

面对这些不利条件,红军指挥员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彭德怀、杨尚昆3月13日19时向前敌司令部提出: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建议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

建议中所提“时间局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正是后来红军攻击失败的原因;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也恰是后来采取的方针。

但这个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攻击周浑元的具体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翼队,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由北向南突击鲁班场之敌左侧背及左正面;以五军团和三军团之第十、第十三团为左翼队,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协同一军团突击鲁班场之敌。

15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向周纵队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鏖战至13时,敌机在士兵白色标志引导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黄昏,红军以密集队形实施连续冲击,仍不能得手。战至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只得停止攻击,与敌对峙。19时许,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两个团也尾追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为避免受敌夹击,红军遂撤出战斗,于15日夜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

鲁班场战斗失利。

对中国革命来说,每一次失败,都蕴涵着成功;每一次成功,又都潜伏着失败。

鲁班场战斗的失败。又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

正是这些失败,这些“不得不”,使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越来越踩实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趋近只有脚踏实地者才可企望的胜利。

遗憾的是,今天查遍能找到的《人名词典》、《历史词典》、《军事词典》、有关国共两党情况的工具书,竟然始终找不到给毛泽东造成很大麻烦的周浑元的简要情况。

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军旅生涯?他在何处而终?

此人跟着薛岳,长追红军两万余里,但来也无影,去也无踪。

四、赤水不是逍遥津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开始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描写这段历史的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沿赤水河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的确摸不清红军的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从国民党的资料看,蒋介石起初担心红军继续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于是严令封锁乌江,以图歼灭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他就判断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基本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

他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珩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龙云以孙渡部进至毕节以东地区修筑碉堡。蒋介石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去打破将十分困难。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前敌司令部于20日17时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

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赤水,仅仅间隔4天。若是今天,4天时间连战略方针的草案都拿不出来,更远远谈不上完成由此方针向彼方针的转变了。

3月20日17时,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

林聂彭杨刘董李曾罗蔡黄陈宋:

现因滇敌与川敌可能防堵,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

1.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

2.组织渡河,使部队免除混乱、拥挤与落伍,有秩序限时迅速渡毕。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党中央 政治部 20日17时

“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四渡赤水前的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宣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从未用过的严重用语。令人想起湘江战役战局危重的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和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义,就能描述出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月、2月出发,到了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就连以宽容憨厚见长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拆掉浮桥时,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

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黄克诚见到的,大约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蒋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就是相对最弱的黔军也并非不堪一击。黔军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也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拔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几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

3月24日,蒋介石自重庆飞抵贵阳。

他满以为红军将在川、黔、滇一带分散游击,所以要“先求稳定”,用碉堡将红军封死。毛泽东偏不求“稳定”。碉堡封锁来不及形成,红军21日又东渡赤水,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围死红军的设想遂不能实现。

但蒋见红军并未化整为零,便认为聚而歼之的大好时机仍在。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蒋介石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立即改碉堡封锁战法为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不顾一切迫使红军于遵义地区决战,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在给薛岳部连以上军官的训令中,他说:“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不光有敌变我变,也有我变敌变。双方皆挖空心思,寻求消灭对方、保存己方的最佳战法。

蒋介石并非是一再上当的草包。

但关键时刻,薛岳找不着红军主力了。

红军也在进行紧张的调整变化。

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致电各军团负责人,提出首先钳制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西南,然后在运动战中消灭追击或截击之敌一部或大部,以扭转战局。

此方针还是胃口太大。红军当时连续奔波,已相当疲惫,粮食等给养又十分困难。一渡赤水在扎西、二渡赤水在遵义一带扩大的兵员逃亡严重。要先吃掉王家烈再吃掉其余敌人一部或大部,已无可能。

接到这封电报后,晚上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认为目前向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之包围;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调查所得情况,彭、杨提出,只要有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

关键时刻,彭、杨再次提出重要建议。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意思已很明显。

26日,毛泽东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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