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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挺直的腰杆，都显得有些佝偻了。
他太操心太劳神了。自从按照那张谏之的齐国改良邹议开始变法以后，朝局便一天天失去了控制
这事儿要从齐国的症结说起，齐国的问题在于四个字‘入不敷出’。
这个国家太能花钱了！内部方面，因为官员‘征辟举荐’制度的盛行，致使世家大族肆无忌惮的在朝中安排子弟、享受国家奉养，甚至一些豪门的门子仆人，也能挂个县丞、主事之类的官衔，堂而皇之的领取朝廷禄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冗官虚官无数，到了新政之前，已经达到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这导致政府开支激增，仅此一项每年所耗何止千万？
而对外方面，与秦楚两国的百年对峙，致使军队人数居高不下，在此次大战之前，兵部在册达人数到了历史峰值，约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正如邹议中所说，‘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
耗费如此之巨，而收入又如何呢？
齐国给予皇亲国戚，士族豪门，军、公人员极大的特权，允许其免交赋税、免服劳役。甚至是一般的乡绅土豪，也可以通过行贿地方官府，偷逃税赋。而这些不向国家贡献的特权阶层，却掌握着天下五成以上土地、七成以上的工坊、几乎全部的盐铁矿藏
因此国家庞大的开支，便全部落在仅耕种大齐土地不足五成的农民身上！这样的国库焉能不空虚？
而齐国的官绅士族却一味沉浸在击败强秦的快感之中，做着天下第一强国的春梦，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国库被这帮水蛭吸食的亏空巨万，形同虚设还不够。又加重税赋，竭泽而渔，农民交不起税赋便砸便抢便抓便打！这样的盘剥压迫，百姓焉能不反？
在四五年前，形势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如果再不变革，不攻自破！
这就是张谏之当年上齐国改良邹议的背景。
是以在深思熟虑之后，上官丞相决定变法
兴化十二年二月，设革新政务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八部御史巡查诸州府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齐鲁云合四州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法。一条条发令执行下去，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当年两税收入便翻了番！
大受鼓舞的上官丞相，在次年再接再厉，又颁行‘市易法’、‘募役法’、‘裁兵法’、‘置将法’等林林总总十三项发令，使第二年的税收又翻了一番！
这些法令涉及齐国的士农工商兵等各个方面，繁杂异常，若是一条条剖析说明，恐怕得说个三天三夜，但究其根本，乃是‘开源’两个字。
所谓‘开源’，自然是增加国家收入，具体说来，便是重新丈量天下土地，向原本隐匿不报的新垦土地课税；取消特权，向原本不交税的特权阶层课税，并让他们用赎金抵付劳役；由政府出资，向百姓借贷种子耕牛，促进农业发展；
甚至仍由政府出资金，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鼓励商业发展。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抑兼并。’的目的。
在上官丞相的铁腕之下，一系列措施实行下去，原先不交税的交税了，所以国家收入实现了非经常性的增长；而发展农业、鼓励工商的措施又使国家的经常性收入稳健增长，前景不可谓不美。若能贯彻下去，国家何愁不富强？民生又何愁不安乐？
然而我们知道，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有时候甚至会背道而驰。齐国的变法经过头两年的蜜月期之后，问题开始一个个显露出来
皇亲国戚、豪门大族、中央官员们开始抱怨诉苦、仇视变法；地方官员开始阳奉阴违，甚至直接改弦更张、恢复旧制，就连本该拥护的商人农民似乎也怨声载道、畏之如虎。
而原先最能为上官丞相长脸的国库收入，也在经过了头两年的激增后，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颓势，到去年仅比变法之前多了一成不到
失去了这样法宝，那些利益受损的士族豪门，更是大肆抨击新政，意欲除之而后快。虽然不敢直接攻击老丞相，但非难迫害起执行变法的官员来，却是不择手段、不遗余力的。
哪怕有上官丞相尽力护着，内外交困的变法官员，仍然忧思难忘、心灰意冷，告病请辞，能闪多远就闪多远，颇有些避之不及的意思。
这都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向来专心修禅、不问世事的皇帝陛下，终于禁不住那群皇亲国戚的聒噪，开始过问起变法的情况了。虽然老丞相历经三朝，门生故吏满天下，在朝中可谓是根深蒂固，且又有百胜公的相知相许，即使皇帝也不能轻易动摇他的地位。
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大齐毕竟还是皇帝陛下的，而他上官云鹤再牛逼也改变不了打工仔的身份，对于来自老板的质疑，他不得不耐心解释若是一味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早晚有众叛亲离、凄惨收场的那一天。
但上官丞相明白从变法那天起，自己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改变了太多的祖宗成法。即便是成功了，还有可能重蹈卫鞅的覆辙，更别说若是失败了还不得被那帮子权贵给撕了下酒？
所以他在一边咬牙坚持，一边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哪里呢？这也是后世政治家、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新法本身的痼疾；有人说新法是好的，只是下面人阳奉阴违、给执行坏了；还有人说，上官丞相太过自傲，不能团结群众，以至于众叛亲离、变法失败，等等等等，众说纷纭。
直到大学者王安石发表了论上官云鹤变法失败疏之后，终于获得了各方的认同，才算是形成了个官方说法：
王安石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上官云鹤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却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支出太多’！
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朝廷冗官太多、军队空额太多。不针对到‘冗官’‘空额’，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但上官丞相的改革，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
馆陶的改良邹议上说的明白，除了‘开源‘还要‘节流’！通过裁汰政府冗员、缩减政府开支；通过严查军队空饷，减少军费开支。根据馆陶测算，如果节流做得好，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国库又怎会拮据？
而现在上官丞相仅‘开源’不‘节流’，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水桶里注水，又怎能注满呢？
其二，政策本身也有致命缺点——拿‘青苗法‘之实行为例。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相担保后，再逐家摊派数目，称为‘散青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
而在具体散派过程中，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度春荒吗？
需要钱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推不掉，这还谈什么惠民呢？
有人要说，这等好事儿为什么还要往外推呢？你以为不要还啊？
‘青苗法’中可规定，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就是说官府强借给人家一笔根本用不着的钱财或粮食，到秋里却要人家多还两成，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不比开征苛捐杂税文明到哪去。
至于其三，是因为陛下横空出世，使齐国国力遭到重创，形势雪上加霜，前两年攒下点家底，迅速消耗一空，变法自然无以为继这有拍马屁之嫌，不说也罢。
所以权威说法便是前两条，没有第三条。
这篇文章一出，世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陡升，许多高官显贵也许之为‘国器’，纷纷感叹道：‘假使上官丞相有临川先生的见识，天下属谁还未可知呢。’
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认为，以上官丞相的见识，不可能只知道‘开源’，不知道‘节流’，之所以知而不为，是因为仅仅‘开源’都有那么大阻力了，若是再‘节流’、断人财路的话，恐怕会立时被愤怒的了达官贵族、文官武将给吃了！一天都变不下去
司马光还认为，上官丞相很清楚其中的厉害，但他更清楚齐国国库已经空虚到何种程度，若是再不增加收入，不等秦国来打，自己就能崩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做了，目的不是沉疴尽去，只是为了给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度续命罢了
司马光深入上官丞相的灵魂深处，认为他老人家这样做的原因，是有其深谋远虑的二百年的对峙下来，三个国家都已经外强中干、百病缠身了。
他应该认为秦国的情况，比齐国要更糟江湖上比一定总是比谁更强，有时候也是比谁更惨的如果振作精神、激发出全部的潜能，趁他病要他命，便可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秦国了。
司马光认为上官丞相实指望着，百胜公能在举国之战中毕其功于一役，把秦国主力一网打尽，从此对其予取予求，用秦国之财以养齐。这是一次赌上国运的巨大冒险，如果成功了两难自解；如果失败了，不过速死而已。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上官云鹤会同意百胜公的对秦作战计划死马当活马医罢！
可以看出，司马光对上官丞相的敢于承担责任，还是很赞赏的。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上官云鹤低估了手下那帮蠢材的贪婪愚蠢，那些人在大厦将倾之时，还接着变法大肆搜刮民财，这才让原本几年后才会爆发的矛盾，这么早就出现了。
但无论如何，上官丞相还是完成了百胜公的要求，聚集起与秦国一战的力量。
在最终胜负分出之前，结局还未可知，难道不是吗？
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不管后人将他妖魔化也好，捧成圣人也罢，上官云鹤都不关心，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赵无咎那个死胖子，什么时候能打赢这场该死的战争！
轿子一路向西，进了京城西面的皇家园林，最后在万寿殿前停下，齐国的兴化皇帝便常年住在这里
这万寿殿与一般的宫廷建筑不同，更像是庙里的大雄宝殿，因为齐国的兴化皇帝乃是狂热的佛教徒，对当和尚的性质要高于当皇帝，甚至好几次想要真格剃度出家，无奈一干大臣丢不起这人，不分派系的以死相逼，这才让皇帝打消了剃光头的念头如果他知道秦国皇帝的现状，想必会在幸灾乐祸的同时，还会有些许的艳慕吧
但不剃光头并不代表皇帝的宗教热忱会消失，他从五年前懿贵妃薨逝，便搬出了皇宫，在这万寿殿里带发修行，九头牛都拉不回去。
今儿上官丞相是来跟皇帝过中秋的，修行之人喜欢清静，所以逢年过节只让几个贴心的大臣陪着，不会出席那些大场合的。
轿子一停，管家轻轻掀起轿帘道：“相爷，到了。”
深吸口气，望一眼天边逐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