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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着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
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
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第265章 强势集团()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第266章 高位虚权()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