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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皇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普天同庆，百官万民欢呼雀跃，都认为困扰国朝近两百年的北虏边患有望根除，惟独杨继盛上了一道疏，极言华夷之大防，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人最是奸狡凶顽，断不可信其诚心归顺；甚至质疑国朝奉行已久的开设马市羁縻四夷的国策，说了许多诸如“互市市马者，和亲别名也。虏蹂躏我陵寝、杀戮我赤子，而先之以和，忘天下之大仇”；“以天朝堂堂而与‘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威望，失天下之大信，堕四方豪杰报效国家之大志”；“在我以为羁縻，在彼焉知非是欺我矣？”等等过激的话，并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了禁马市、修武备、固边防、绝外患等治边之策。
历来据有中原者，北夷之祸便是心腹大患，自秦筑长城以来，言边事者多以北方为主，国朝也概莫能外。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初，就曾对中山靖王徐达说“纵其北归，不必穷兵追之。但于其出塞之后，即固守边疆，防其侵犯耳。”这才有了明朝设边镇、建卫所、开屯田、创开中（盐法的一种措施，鼓励商人纳粮于边境换取盐引）等治边之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守边，北方边境危机越发显得重要，故有五次北征之举，但其基本边务政策，还是以保境安民为主，允许蒙古各部纳贡、互市。太、成两祖以降，历代皇帝都奉行惟谨。
马市可以互通有无，符合汉蒙两族人民的根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数量有增无减，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日子一久，也暴露出了不少弊端：比如，蒙古各部不断提高马价，以劣马充好好，或强行搭配出售；各部酋首则对馈赠的要求越来越高，需索无度，国家财政日渐有不堪重负之感。而明朝这边商民也贪图厚利，擅自抬高货价，以次充好，边镇官吏也趁机克扣勒索，两族因贸易引起的纠纷和摩擦时有发生，经常由小摩擦发展成大的武装冲突。
对于蒙古各部，明朝手中的制约武器是停止互市，但停止互市，要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做后盾，这是承平日久的边镇驻军所不能胜任的；而且边境不稳，边镇主军和各省客军常年疲于应付，不但耗费了巨额军费开支，更不利于整军备武。而明朝停止互市之后，蒙古各部就以武装掠夺为报复手段，但武装掠夺的代价很大，也不能满足各部真正的需要，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因此一段时间的战争之后，接着又重新要求开市。从宣德之后至嘉靖之前的一百多年，历代都是如此周而复始。
嘉靖年间，由于承平日久，吏风大坏，导致军备废弛，边防松懈，蒙古各部便乘虚而入，时常纵兵骚扰边境，嘉靖皇帝便因噎废食，禁绝了马市，下诏曰“各边马市悉行停止，有敢言开市者斩！”从此兵连祸接，北部边境永无宁日，边地军民死伤无数，边镇屯田破坏殆尽，九边军费开支日渐加重，国家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穿越过来之后，尤其是经历了京师保卫战之后，朱厚熜一直苦心孤诣谋划汉蒙两族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之大计，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好不容易收到了一点成效，与蒙古各部缔结了盟约，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也知难而退，转而向西边扩张，长期困扰明朝的北虏之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时候，杨继盛却上呈了这么一道奏疏，将他所做的一切全盘否定，无疑是给正在兴头上的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也就顾不得杨继盛是他十分欣赏并打算要悉心栽培以备日后大用的贤才，当即愤然在奏疏上批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尽管历代皇上时常有大白话见诸手札、圣旨，朱厚熜在审阅兵部上呈的“射天狼”演习方案之时还曾专门借题发挥，要求朝臣以后无论是上奏疏、还是公文往来，都使用白话及标点符号，可上谕直白到这种程度也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一连用了三个惊叹号，天威震怒可想而知。内阁揣摩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让杨继盛去边关“调查研究”，就着三法司议罪论处，以“无知书生，空谈误国”的罪名将杨继盛褫夺官职，贬谪到大同军前效力。
生气归生气，朱厚熜也知道，别看没有人附和杨继盛上奏疏，但朝野内外对自己以封贡、开市为手段羁縻蒙古各部的驭夷治边之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众多，因此，他命通政使司将杨继盛的奏疏、自己的御批和朝廷对杨继盛的处分一道载诸于邸报之上，还命官办的民报长篇累牒地刊登了许多驳斥杨继盛论驭夷治边之策的文章，大都是近些年里受到皇上大用的一些通晓实务的官员上呈的奏疏。
杨继盛的奏疏中提出虏贼需索无度，朝廷封赏徒糜国帑民财的观点，严世蕃驳斥道：“兹虏求互市，与中国有无相易，马匹牛羊彼之有也，黍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余，贸所不足，使虏之大小贫富，皆沾我之所惠；而我边镇人民，亦无不受其利焉”这些年里，朝廷改变了以前轻商抑商的政策，重商恤商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严世蕃的奏疏从贸易本身分析利害得失，以互通有无的观点支持开市，突破了以往单纯以政治羁縻的局限，又有前几年开设官民马市所增加的赋税收入为佐证，自然赢得了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一片叫好之声。
此外，御前办公厅协理高拱因曾在营团军任职，通晓军务，上呈了一道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从整饬武备、加强边防的角度论述了开市的有利之处：“今虏既效顺，受我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趁此间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法，出国家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招中国携贰之人，以散勾引之党。更有沉儿密划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虽黠虏叛服无常，必无终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则有一年之成功；两年无警，则有两年之实效。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这道奏疏有力地驳斥了杨继盛奏疏中提出的承平日久，必然导致军备废弛、边事松懈的观点，打消了许多朝臣士子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也收到了很大的反响。
对于这件事的经过，罗龙文知之甚详，因朝野内外已有定论，严氏父子也早有上呈奏疏表明了自己支持开市的态度，他不可能在他们的面前另持一辞，便轻蔑地说：“回世伯的话，杨疏纯属书生之见，空谈误国，不值一哂。”
第八章小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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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微微颌首，接着问道：“有人说，他上这道疏，是受华亭（指徐阶。徐阶是松江府华亭人，以地名为代称是当时的习惯，类似于将严嵩称为分宜，不涉及褒扬或贬低之意）所使，你怎么看？”
罗龙文不假思索地说：“回世伯的话，依小侄看来，断无这种可能。”
严嵩不动声色地说：“此次皇上遍赏群臣，内阁四位阁员之中，老朽恩荫一孙；李阁老晋秩少傅、荫一子；马阁老晋秩太子少师、荫一子，惟独华亭只加父荫（功臣恩荫的一种，追赠官员已故的父亲一定官职），显然较之老朽与李、马两位阁老菲薄了许多。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他心怀定会不满，指使门生疏论边事之成败得失，也在情理之中。你何以能断言并无这种可能？”
“回世伯的话，小侄所据有三。”
“愿闻其详。”
罗龙文说：“其一，此次皇上巡幸边镇及草原，宣我大明国威，招抚北虏诸部，内阁诸人之中，李阁老、马阁老一个参赞军机，一个督办粮秣，都有大功于社稷；世伯居中调度，更是功不可没。惟有徐华亭并无寸功，皇上加其父荫已属浩荡天恩，当然无法比类于世伯及其他几位阁老或加官进秩，或恩荫子孙，然则这正是皇上圣明天纵，赏罚分明。他心中纵然有所不满，也断然不敢在这个时候触皇上的霉头，与世伯及其他几位阁老争一日之短长”
议论国家大事与方才谈诗论画不同，严氏父子一个是内阁首辅，一个是天子近臣，罗龙文怎敢随意在他们的面前大放厥词？所以他一边说，一边偷眼观察严氏父子的反应，见两人都是面无表情地听着自己说话，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心里就没了底，不敢再继续往下说了。
严嵩微微一笑：“定生，御前议事，皇上亦命群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今我等在家中闲谈，则更要畅所欲言，这才是友朋相处之道，你但有所想，尽可道来，不必顾及许多。”
“谢世伯！”罗龙文这才继续说道：“此二，徐华亭虽主二十三年会试大比，确可算是杨继盛的座主，然则当年杨继盛在琼林宴上献画举发山东莱州官府隐瞒水灾不报以致饿死治下百姓一事，为阉寺所虐打，华亭并未及时施以援手，惟有国子监祭酒田仰田大人仗义直言，阻止阉寺逞凶肆虐，操行风骨高下立判，其后诸多进士将门生帖投于田大人门下，显然是鄙夷徐华亭为人，不愿以师礼待之。杨继盛便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他又怎会为了徐华亭而怵逆圣意，上呈那道大逆不道的奏疏？”
当年琼林宴上，放纵黄锦驱使阉寺殴打杨继盛的人，不单是徐阶一个，严嵩也曾助纣为虐，因此，听罗龙文这么说之后，严世蕃就把脸沉了下来，厉声呵斥道：“你懂什么？当年杨继盛弄出一个什么狗屁流民图，危言耸听、夸大其辞，更将我大明太平盛世描述得暗无天日一般，把皇上都气得不行，当场拂袖而去，这才有黄公公让人打他之事。那种情势之下，徐阶那个滑头怎敢帮他说话！”
罗龙文之所以这么说，是知道严氏父子与徐阶面和而心不和，断然不会有兔死狐悲之感；加之嘉靖二十六年那场朝局风波，严党乘机攻讦前任首辅夏言的得力大将、内阁次辅李春芳荐人不当，任用私党，祸国殃民，从夏党手中夺去了山东、湖广两个省的巡抚之位，沉重地打击了夏党在朝中的势力；其后有新任制科进士有名海瑞者上呈奏疏，请抑司礼监等宦官职权，加重内阁的事权，严嵩也是得益颇多，严世蕃也得以跻身御前办公厅，成为天子近臣，却没有想到这其中还另有玄机。此刻正在侃侃而谈，却遭到严世蕃的当头棒喝，他的心中大为惊慌，实在不明白自己又怎么得罪了这个喜怒无常的太岁。
罗龙文正在惊竦难安之间，却听到严嵩摇头叹道：“杨继盛甫入官场，行事莽撞、不知分寸倒是有的，但圣天子明见万里，早有谕旨：山东莱州百姓之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人祸者，全是夏李用人失当之过。圣谕煌煌，杨继盛便是有大功于社稷，你就不要再说他的不是了。”
严世蕃这才意识到，罗龙文并不知道当日详情，父亲也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自己畏惧中官，就打住话头，对罗龙文说：“算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不说也罢，你且说说第三是什么。”
“是。”罗龙文总算是松了口气，继续说道：“杨继盛那种迂阔书生，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的功名心比谁都重。且不说他并不想为徐华亭抱不平，即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