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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经略只有建议权和一部分的按察权，徐平要交到朝廷来的，只能是军政和军令之权。
赵祯叹了口气，他自然知道李璋说的是什么，徐平给他的密奏中已经说得明白，他同样也知道徐平为什么这样做。一个人信任徐平有什么用？哪怕这个人是皇帝。随着徐平在整训军队时把军政、军令合一，随之而来的猜疑就必然不少。皇帝是天子，但这天下却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天的儿子终究不是天，赵祯也无法完全掌控徐平的命运。现在秦凤路连战连胜，在诸路中鹤立鸡群，自然一切好说。一旦战事不那么顺利，或者是等到有一天战事缓和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今天徐平的所作所为就是靶子。到时朝臣要削地方兵权会拿现在的徐平来说事，赵祯面对其他权臣威胁也依然如此。
李璋叉手道：“陛下，臣此次回京，便是替经略把秦凤路的兵权交回朝廷。但要完成此事，必然先要匣清何为兵权，这兵权要怎么交回来。往常不管是朝臣，还是军中将帅，皆言将要专权，惟有专权才能应付战事，不致贻误战机。然而将帅专权，到底专的是什么权却无人说个清楚。钱粮要给足，将帅如何花朝廷最好不过问，是把财权给他们。军中严阶级法，一举一动皆要合阶级，统兵官一念可决属下生死，是把军中治理之权交给他们。如今沿边各路作战不再设监军，不再授阵图，是把临战决策之权交给他们。经略说过，军中之权无非是军政、军令、钱粮和用人之权，现在除用人之权，一切都在经略司，帅臣的军权过重了。经略要交予朝廷的，一是钱粮，希望自今之后，随军转运使自有职责，只要依军中行事保证足粮足兵，可以自主行事，不必再受经略司军令，而得向枢府奏事。第二个是军政之权，由枢府编出军中规例，日常一切依规例行事，经略司和各级统兵官只能在这规例中得便宜行事，而不能超出规例之外。保证施行，则军法不再归于经略司，当由朝廷别遣军法之官，直属于枢密院。军法之官依规例而判，经略和各级统兵官不再决断，军中将佐士卒对军法决断不满，得依地方监司之例，别有途径上奏。最要紧的，则是军令之权。”
与顿了一下，李璋才接着道：“本朝枢府掌军令，然而西北战起，军令之权则不得不交予前方将帅。大权交付将帅，依然连连失利，为何？皆因军令关键不是由谁而发，而是必要有所据，要让作战之军真正有所依。臣今天在议事厅所做所言，实际上就是把军令该如何发出去所要凭依之事，在朝堂上讲清而已。枢府不得不放此权，皆因以前依将帅奏章也无所凭据，前方到底该如何作战，心中无据。秦凤路把军令之权依然交回枢府，最要紧的就是把军中情事，前线战事巨细无遗一一上报，枢府大臣可以依此而作决断。”
赵祯点了点头，摆了摆手道：“好了，我明白了，其余细事，不必说与我听，后边要说与诸位相公和三衙管军大将去听。——唉，此事最难，是徐平愿把大权交回朝廷，是他能交权之后把事情做好，而其余诸帅，只怕是难——”
李璋道：“经略曾言，钱粮、用人、军政之权，其实都不太难，军中编好规例即可。惟有这军令之权，要交回枢府，有着诸般难处。前方战事瞬息万变，确实不可能事事都等枢府决断，则将帅必有临机处置之权。如此便就有哪一级归枢府，哪一级归帅臣，哪一级归主将之别。要想条理清楚，只怕极是不易。经略要的，是由枢府决断每一战前，要此战打哪里，要守哪里，定了则不轻易动改。至于到时如何排兵布阵，行军作战，则是前线将帅决定的事。临机时，枢府若是觉得必要，可以临时授予帅臣哪些决断之权。”
这些话是徐平教给李璋的，临回来的时候他练了很久，最终能够倒背如流。其实简单一点说，徐平希望战略决定权交回枢密院，前线将帅只保留战役决定权。只是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极难，非在实践中一点一点摸索不可。
要李璋回京，又把军中大权交出来，是徐平思索了很久的事。如果不交权，他手握十万大军，真地迎面交败元昊，可以肯定会引起朝中猜疑，这个时候赵祯保他都没用。特别是他一直想改三衙的军政大权，那时三衙将领必然群起而攻，自己的地位就危险了。
只有把权力交回朝廷来，朝廷才会放心让徐平带着十万大军，甚至更多的大军与党项决战。这个权不交回来，哪怕把徐平召回朝廷面临军事失败，朝中上下还是不放心，到时只怕宁可容忍元昊，也要把手握重兵的徐平先解职。
交权不是说一句我一切听朝廷的，而是要形成一系列制度、规例，用制度保证前线将帅从此不能专权。只要在这一套制度之下，则不管前线将帅怎么想，都威胁不到朝廷。形成完善的制度，用制度保证一切，才能脱离开分权监视、事事猜疑的格局。
这套制度形成，就跟徐平进行的军改一样，先夺统兵官之权，再夺将帅之权，用制度把这些权力从人的手中，收到各个衙门当中。枢府掌军令，则用制度保证他们做出的军令是正确的，只要不是整个衙门全都成了白痴、狂妄的傻子，发出的军令就不会离谱。从此以后军中事务，不管是军政、军令，还是钱粮、用人，权力都在制度上，而不是归于某一个人。你做这个职务，便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好的权力，换一个职务，便就是另一个权力。
宋朝是制度复杂、公文繁琐的时代，朝中官员对这一套并不陌生，只是军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例外。现在徐平要把这一套重新推行到军中也不是无章可循，中国的历史足够长，几乎什么事情都能找到先例。秦汉时候军制，便就事无巨细，几乎全部形诸文字。那时候军中不管文职武职，会写公文是基本要求，自己的一切都要在公文中表现出来。现在军中许多统兵官不识字，甚至以不识字为荣，本来就是不合传统的。公文就是实物化了的制度，保证了公文的严肃性，就保证了制度的有效性。文山会海不是有害的，只有无意义的文山会海才是有害的，换句话说，多并没有坏处，只有无意义的多即冗才有害。
只有用制度限定了权力，在制度中武将不可能因为专权做出分外的事，朝廷才可能放心把这大权交给将帅。世间的事就是如此，权力限制了你才能得到权力，不受限制的权力就是狂想。妄想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一切凭自己喜好行事，权力不受限制，那只能跟禁军中权力几近无限的统兵官一样，慢慢被边缘化，甚至被人鄙夷。
第170章 两府并立（）
从大内出来，已经明月高升。吕夷简辞别了李迪，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心中感慨万千。他还是没想到徐平会要求把秦凤路的大权交回朝廷来，特别是在沿边诸帅正要求有更大的权力，以专事权的时候。徐平的用意吕夷简明白，只有把大权交回来，朝廷才会给他更多的前线指挥权，更多临机处置的权力。说白了，徐平交回的是个人的私权，但前线大帅职务上的权却会变得更多。吕夷简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心里也知道这种事情徐平做得出来，自己却做不来。说到底，吕相公行事，还是放不下心中的私利。
帅府大权交回枢密院，需要一系列制度保证。核心一点，就是自帅臣起，对下属将佐官员的管理，以后以制度为依据，而不是再靠官阶相压。哪怕有属下官员看着不顺眼，你可以在职务上进行打压，却不可以按自己意志进行惩处。类比地方，便就是知州虽然是一州主官，但其下面的通判和幕职曹官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既有上下管辖的关系，也相互监视。甚至因为官员个人能力不同，知州和其下属官员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但在制度上规定只有知州独享的权力，其他人也不可以染指。
朝廷把权力直接延伸到帅府下的各官，而不再是像以前，给帅臣大权，一切都由其处置。因为权大，便就不许久任，甚至用不正当手段分其权力。你越能干，就越不放心让你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越不放心把军队交给你。现在由枢密院直接控制帅府各机构，甚至直接控制其下各军，帅臣的权力再大，其对军队的控制力也天差地远。
以前在政事堂，吕夷简主持编了《中书条例》，这条例在他失势后还曾经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因为有了《中书条例》，一个庸人也可以做宰相而不出大乱子，如此一来帝王还怎么会慎选宰相？要不是徐平在三司积极编《三司条例》，把《中书条例》充实起来，那条例说不定已经被废掉了。现在坐镇都堂，又要编《枢密院条例》，还是配合徐平在地方进行的军改。《中书条例》最终为徐平的三司改革做了嫁衣，《枢密院条例》的命运又如何呢？
徐平把经略司的军权交回枢密院，对现在的军制格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枢密院的地位空前上升，就能够牢牢压住三衙了。以前说是一切军政归于枢密院，实际上由于统兵权在三衙，是一个相互制衡的局面。枢密院手里没有兵，一举一动都要依赖别人，就连自己的守卫也只能仰仗皇城司。经略司把兵权交回来，枢密院有了地方驻泊禁军的管辖权，从此翻身，不但是压住了三衙，而且就此有了与中书抗衡的本钱。吕夷简明知道此次是徐平借自己的手推行他的改革，还是抵挡不了诱惑，全心全意地去推动。此次变革真正推行下去，吕夷简也就不天天想着重回政事堂了，枢密院的都堂地位就变得与其不相上下。
赵祯换了便服，把李璋如入内殿，对他道：“依适才在崇政殿所议，则以后各路经略司的事权、用人权、财权和军法奖惩大权，俱都交回枢府。如此以来，枢府事权变重，再如现在是绝不可能了，必须要增加人手，增加官职。变革先自秦凤路起，便就先在你管的河西房把架子搭起来，以后各路照行，便就方便不少。”
李璋叉手：“官家说的是，若是要搭那样的架子，无非是把秦凤路经略司的搬过来，修改一番就是。秦凤路就是在经略司下设五司，夺各军统兵官的事权和用人之权，枢密院在京城照做就是。依臣随着经略在秦州一年多的见识，枢密院只要越过经略司向下管到军一级，就足可保证帅臣无异志，若是再向下管一级，就万事无虞。”
赵祯点点头，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明白，大宋地方的制度就是虚路一级，实州一级，这种结构稳固无比。这次军制的改革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把慢慢变实向藩镇转变的经略司重新虚化，与此同时枢密院把军权抓住，直管到军和将一级。军、将一级的实权抓住了，朝廷就可以向帅臣充分授指挥之权，而不用再担心帅臣会有异心。实际这种结构下他们有没有异心也不重要了，他们能够指挥军队，却不能够控制军队。赵祯干别的不行，做皇帝还是及格线以上，对这种制度、人事的变更，朝政的控制特别敏感。他嘴上不说，心里知道徐平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就是用制度把军队大权抓回朝廷来，也就是交到皇帝和中书的手里，皇帝以后不必再费心费力地去拉拢武将们，直接制度控制就是。如此一来既消除了武将专权跋扈的风险，也开启了真正从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