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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5）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1927年2月11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10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2，600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500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5000。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6200万人口，面积却只有45万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3天后，戈培尔在“退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喊话人是个年长的牧师，他不停地打断戈培尔的话。戈培尔无奈，只好示意让冲锋队给他治罪。牧师被重打受伤，被抬到医院。报纸说，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头发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实，他是个酒鬼，被赶下讲坛，后来成了纳粹党的一名积极分子）。这便激起了公愤，警察局于是下令，宣布柏林的纳粹党为非法党。
禁令使戈培尔感到惊奇和怏怏不快。与此同时，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类的口号，尽力减轻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党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无邪的旗号，例如“平静的湖泊”“美丽的橡树”“1927年步行团”等，以掩盖其组织。
警方施行反措施，发布了另一个禁令，禁止纳粹在普鲁士全境发表演说。
戈培尔并未惊慌失措。他办起了周刊，恰当地取名，《冲击》，于纪念美国独立节当天出刊，但是，现实却与其梦想大相径庭，第一期便令他震惊。刊物失败了。“多惨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认。“胡说八道的刊物！”订阅的只有几百名党员，报摊上只售出几份。但是，戈培尔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于是，他便抄袭共产党报纸的装潢和内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互相激烈地争吵使柏林问题更加严重，这为7月下旬举行的慕尼黑年会带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气氛。党在城市里的发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并未在会上谈论这种危机，只泛泛而谈，而将其矛头对准贝格勃劳内一个谁也不会为之辩护的目标——犹太人。
对党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关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来所作的演讲表明，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反反复复地向听众灌输种族主义思想和德国的未来在于征服东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他的假达尔文主义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
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3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这个纲领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约2万名党员，其中8500人身着制服，拥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与通常一样，会场非常壮观。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伴奏下，与会者打着旗帜，正步入会场。8月21日，星期天，即庆祝会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把生存空间的概念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由于他含糊其词，绝大部分人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