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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反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作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它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前对他所提的要求全部作出答复。作为馈赠，伯纳多特送给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极感兴趣——一本有关战鼓的、成书于十七世纪的作品。
伯纳多特回到了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似乎比先前更愿出力，但是，他之过分高涨的情绪却使伯纳多特非常生气。于是，伯纳多特便伺机客气地告辞而去。里宾特洛甫立刻找来克莱施特，询问谁是伯纳多特的后台。除了拯救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他真正是的是什么？克莱施特瞥见椅子上有个皮夹，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文件。这是伯纳多特的皮夹。克莱施特将它拾起，递给里宾特洛甫，以为他会翻阅里边的文件。不料，他把皮夹装进大信封，叫人送回给失主。克莱施特大受感动。“在大战行将瓦解中”，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侠骨仙风姿态”。
里宾特洛甫在斯德哥尔摩的代理人赫塞，并未从瑞典的银行家瓦伦堡处得到多少鼓励，因为后者认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二人都决心摧毁德国。他建议让德国人去探探东方。措辞明确的提案或许会令斯大林感兴趣。“斯大林”，他说，“未向西方承担义务。”
数日后，赫塞在瑞典的报纸上看到一幅照片，使他又产生了希望。这幅照片照的是瓦伦堡的兄弟与俄国大使科隆泰夫人胳膊挽着胳膊，站立在俄国使馆的台阶上。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不满，准备与希特勒和谈的信号。赫塞大受鼓舞，立刻赶回柏林，但他发现他的主子对瑞典传来的消息完全不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卧病在床，精神不振。他有气无力地说，一切都成了徒劳，与西方对话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了。“我们的敌人要将德国全部毁灭。他们拒绝进行任何能拯救德国人生命的谈判之原因就在于此。”
赫塞坚持说，开始谈判的真正的可能性还有两个，一个是与西方（罗斯福的私人顾问奥尔逊曾告诉他，总统愿意谈判），另一个是与东方。听到这话后，里宾特洛甫活了过来。
他把赫塞留在自己的床边，直到深夜。次日上午，他又将赫塞找来。3月16日这天是个晴天，阳光灿烂。里宾特洛甫起了床，不耐烦地踱着步。“你的报告和意见我已仔细考虑过了”，他说。令赫塞目瞪口呆的是，他竟令他返回斯德哥尔摩，开始与科隆泰进行对话。他的指示几小时后便可拿到。“我已把它交给元首最后审批。你的机票已买好了。今晚你便可去斯德哥尔摩。”
当天下午以及当晚整晚，里宾特洛甫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教给赫塞应如何对付俄国人。午夜刚过，他们便被电话声打断了。电话是外交部的赫维尔——他仍是最受元首信任的顾问之一——打来的。里宾特洛甫一听，脸色立刻白了。“请再说一遍”，他简短地说。片刻后，他将电话撂下。他表面上似乎平静，声音却不然。“先生们”，他说，“元首禁止再与外国任何一国对话！我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后来，赫威尔将总理府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赫塞。开始时，希特勒是同意与俄国人接触的，但在读完那份指示后，他犹豫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留声机还放着《众神的黄昏》的音乐——然后将文件一页一页地撕掉。“我禁止再与敌人接触”，他对赫威尔说，“全都毫无意义。谁与敌人对话谁就背叛了我们的主义。我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只有斗争，没有谈判的余地。晚安！”
（3）
一月前，希特勒曾向施洛德小姐抱怨说：“各方面都向我撒谎。”他谁都不能信赖，他若身有不测，德国便会没有元首。他的继任人戈林已失却人民的同情，而帝国长官希姆莱又会遭到党的拒绝。对在午餐时谈论政治他表示歉意，但又说：“再运动脑筋，告诉我谁会是我的接班人。这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
一星期后，爱娃·勃劳恩回到柏林，他的精神便好了些。她是在一月前为安全的缘故受令离开柏林去了慕尼黑的。在那里呆了两星期后，她便向朋友们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她的男人身边。她对他们说，死亡对于她已无关紧要，她要与她所爱的人同呼吸共命运。对她突然重新出现，希特勒假装发怒，故意责骂了她一顿，但当晚一整晚他却反复说，勃劳恩小姐如此忠贞，他觉得自豪。
数天后，即快到2月底时，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的地方长官会议。他的外观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得由夏勃搀扶着。他的声音很小，左臂抖动得很厉害。大家原以为他会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的，不料，他所讲的却是前后矛盾的说教，既令人受到鼓舞，又令人沮丧。末了，他向地方长官们保证，虽然在最后时刻他无奇迹武器去拯救德国，但是，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民身上灌输“条顿人的愤怒精神”，战争还是可以打赢的。若全国不予响应，这说明它没有道义价值，灭亡活该。
他对地方长官们的合作和忠诚表示感谢。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坦率地告诉他们，他的健康情况正在变坏。他承认，腿上的抖动已发展到左臂。他还说了句笑话：有希望不会发展到头部。他最后说的话意思含糊，但兆头不吉：将来，他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他希望，如果他采取了他们不理解的措施，请他们不要以为他出卖了他们。
希特勒面临灾难，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主导情绪是蔑视和愤怒。他破口大骂业已屠杀了50万平民的盟国飞行员，也辱骂那些把英国人当作解放者加以欢呼的德国人。3月7日，他愤怒到了极点。这是因为，雷马根的莱茵桥，来不及炸毁便被霍季斯的第一军占领。在希特勒看来，这是另一次叛变；他决心惩罚应对此负责的人们。在紧要关头，他令最受他信任的捣乱者奥托·斯科尔兹内将这座桥炸掉。一队斯科尔兹内突击队带着塑料炸药接近了该桥，却被盟国的秘密武器‘运河防御灯“发现——这种灯可发出强大的光柱，光源却无处可寻。
至此时，德国的西部防线已全线告急。莫德尔的B集团军已被消灭，它的残部已退至莱茵河这边。在南部，霍塞尔的C集团军已退至莱茵河西岸，也即将被包围。东线的局势也相差无几。在3月中旬这些绝望的日子里，希特勒决定到东线视察。他的将领们警告他，由于局势变化莫测，他可能被俘或被杀，但他就是不听。作为一个妥协，他让肯普卡用“人民之车”而不是著名的“麦塞蒂斯”送他前往，目标是奥得河附近的一个古堡。到那里后，他恳求第九军的各位指挥官阻击俄军，不让他们向柏林进军。他说，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因为新式秘密武器随时可用。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希特勒无言地坐在肯普卡身旁，沉思着。他知道，他之新秘密武器之说是幻想，而他在不久前也曾向地方长官们承认过：原子弹之造成还不知是何年何月，而其它的所谓秘密武器又仅是非现实的政治武器而已——例如，希望西方会与德国一道征讨布尔什维主义。待他回到城里时，前线的情况他已看得够了。此后他将不再冒险出总理府一步。他的唯一希望是，在最后1分钟出现政治奇迹。
希特勒心里明白，密谋者就在他周围。例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搞谈判，也知道希姆莱在拿犹太人做买卖。但他继续允许这些人去谈判，如像用他的名义去谈似的，即使他宣尔所有谈判都属徒劳。若某个谈判失败，他就抵赖说他不知道；若谈判成功，功劳便可归他自己。
深得希特勒信任的施佩尔敦促各位将领，例如曼特菲尔，抵制勿将桥梁、水坝、工厂等留给敌人而将它们炸毁的命令，希特勒是否知悉，这还是值得怀疑的。3月18日，施佩尔将反对“焦土政策”的抗议，直呈元首。“战争到了这个阶段”，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把会直接打击全国人民生活的设施毁掉，对我们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希特勒把德国变成焦土的决心曾经有所动摇，那末，施佩尔的话便促使他采取行动。在读了这份备忘录后，他便立刻把过去当过建筑师的施佩尔找来，闷闷不乐地对他说：“战争若失败了，人民也就丧失了。在维持基本生活方面德国人民将会有什么需要，这用不着去担心。相反，我们最好连这些东西都给毁掉。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只属于东方较强的国家（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