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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有个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尽管，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平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华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马勒时说的。在此后5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这部作名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内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3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它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刚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斯特尔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
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评。”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度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说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1908）的复活节是4月19日，即他19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在林嗣的农村住了些日子后，库斯特尔觉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了。他劝说希特勒到乡间去旅行。在温和的春光中，他们在“维也纳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天，还坐着汽轮沿多瑙河顺水而下。一般人认为，在这样的季节里，年轻人往往会思情怀春，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他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纯洁性，就是说，他认为——根据他之天主教的教养——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和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对此，他几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迭金特的《春天的觉醒》后，他抓住库斯特尔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于是，他们转身沿着一条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尔伯格街。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库比席克回忆说，“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冷漠而客观，似乎与肺痨作斗争与否，将之焚毁与否，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
在竞试中，库斯特尔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
他作的歌有三首得到演唱，弦乐六重奏作品有两乐章得到演奏。在演员休息室里，阿道夫骄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贺的不但有指挥学校的校长，还有音乐学院的院长。
7月上旬，库斯特尔该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斯特尔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让的库斯特尔，因为早已习惯了阿道夫的坏脾气，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对此也未表现不悦。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未明显地动情（“他越受感动，便变得越冷静沉着”）。之后，他突然表现特殊：他使劲地抓住库比席克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库斯特尔给希特勒写了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说希特勒“工作一直很努力，经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阿道夫答应，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给他写信，还试探着说：“如我姐姐前来，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为她与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两星期过去了，但阿道夫一个字也没写。到了7月20日左右，信终于到了。从信里说的和没说的来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单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许已经猜到我许久没给你写信的原因。回答很简单：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也想不出你对什么会有兴趣。我仍在维也纳，不打算走了。这里只有我一人，因为查克雷斯在她兄弟家。我过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过得相当不错。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历来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为了工作，我早已习惯早起，现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没有什么消息吗？
他要库斯特尔给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轮船时刻表来。
……否则，我便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长串臭虫，它们在“我的”血中游泳淹死了。现在呢，我的牙齿“热”得打颤。我觉得，像今年夏天这样冷的天气是罕见的。
当月，他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