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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⒀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⒁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⒂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⒄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⒇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