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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罗刘在接到毛泽东十六日的电报后，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在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因此，关内部队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31）二十日，他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32）他还决定以聂荣臻的名义，通过符定一等，要傅作义派可靠代表到石家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
傅作义这时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较大。聂荣臻回忆道：“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33）毛泽东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平津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作战先从西线打起。当夜，华北第三兵团对柴沟堡等地发起攻击。傅作义果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立刻命令第三十五军主力和第一百零四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原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这样，傅系主力被牵制在平绥铁路一线，又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行动，避免国民党在北平地区的兵力调向东去。十二月五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十五军和一百零四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九十二、六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主力增防北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接着，东北先遣兵团占领了怀来、康庄、南口。东北野战军指挥所属各纵队，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向关内急进，到达冀东集结。这样，解放军便将傅作义集团主力分别包围或吸引在北平和张家口地区，使天津、塘沽、唐山各只有一个军（塘沽还有一个独立师），造成东北野战军主力可以切断平津、津塘之间联系的有利形势。毛泽东欣慰地说：此种形势“对于大局极为有利”。（34）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决策。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这个电报，后来以《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电报一开始就分析当前的局势：“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并且明确地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在完成上列部署后，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35）
对这样的作战部署，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36）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十二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派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包围，作好攻击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七纵队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已被分割包围而变成笼中之鸟，欲逃无路了。
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他从一些情报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获悉，大沽口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塘沽以西的新河是盐滩不毛之地，而塘沽附近集结有一批国民党的军舰；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因此，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切断天津和塘沽之间的联系。二十一日，又指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37）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后来说：“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38）这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能不加考虑的。二十五日，林罗将第七纵队关于塘沽地形情况的报告转报军委，提出：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二十六日，林彪又向军委报告：平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示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同时，又强调：“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39）“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兵力移至平津之间。”二十九日，毛泽东更明确地复示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40）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国民党守军奉命拒绝和平解决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到十五日攻克天津，歼灭守军十三万人。十七日，塘沽守军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日解放塘沽。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已完全没有退路，促成了他们接受和平解决。
毛泽东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对傅作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既考虑到他的安全（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属于傅系的只有四个师，其余都是蒋系的部队），又晓以大义，指明正确的出路。
傅作义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是不是接受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说来，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41）事实正是这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利害权衡和犹豫动摇之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新保安一战中歼灭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张家口的解放又断绝了他的西退之路，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到天津解放、解放军对北平已兵临城下时，他才最后下定决心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他们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