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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从王家湾冒着大雨迁移到这个村子。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又从王家湾向这个村子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转移。这次转移十分艰险。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只能临时赶搭浮桥。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敌人就在邻近，队伍不能有一点亮光和声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第二天清晨到达在山梁上的天赐湾。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毛泽东、周恩来等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很多随从人员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后，六月十七日，他们在形势稍见缓和后又回到小河村。这以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就要开始了。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小河会议上，由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他先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的第四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陈赓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现在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并，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他把加强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些同志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不如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广泛了。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毛泽东说：日本投降后，我们同蒋介石进行了和平谈判，这是必要的。虽然没有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目的，但确实教育争取了群众，扩大了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现在我们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加相信蒋介石，现在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果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最后也会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采取平分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⒃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确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彻底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果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暂时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去做。
他还说：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去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⒄
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等问题外，主要是就急需解决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开得很活泼，虽然没有作正式决议，但为以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毛泽东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他说：侧水侧敌，本来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却敢于在黄河西侧侧敌而进，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
毛泽东等在朱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九月二十一日，移驻佳县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陕北。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由于陕北和全国的战局都已大为好转，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考虑在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重大的决策。
七个月内，毛泽东工作得最紧张的是十月上旬。那时他正住在神泉堡。在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并审定了《土地法大纲》，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布这个大纲的决议，明确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政治纲领。他审定了准备以人民解放军名义公布的政治口号，并补写了十四条，更加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人人“有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书读”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内容。他还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要求全军指挥员、战斗员对这六十七条口号“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并在所到之处“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还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起草《训令》，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完成这些文件的起草审定后，毛泽东稍稍轻松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他自己从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两周内，先后对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他接见了出席佳县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的人员，并同县委负责人深入进行交谈，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参观了峪口纸厂，调查了这个厂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重阳这一天，他还到白云山看了庙会，向寺院人员了解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好好保护历史文物和古迹，还高兴地看了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戏《反徐州》。
经过他自己的调查研究，回来后又听了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他敏锐地发现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党内的“左”的倾向正在抬头。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这种“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这里的居住环境比以往转战陕北时有明显的改善。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杨家沟是在县城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中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