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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转机。”
“我们能够如何干预呢？”海因茨尔问，“你说的国家装备公司，我过去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他们对我们非常不友好，而且态度很强硬，我担心我们如果直接出面去交涉，他们甚至可能不会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海因茨尔先生听说过吗？”蒋忠问。
翻译呲牙咧嘴地，好不容易才把这句话译成了德语，说给海因茨尔听的时候，其中的韵味已经消失殆尽了。不过，海因茨尔倒是听懂了，他看着蒋忠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用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报纸啊！”蒋忠说，“他们其实也没直接和我们交涉，而是通过报纸来向我们施压。中国国内的报纸，现在都操纵在他们手上，我们没办法让报纸去质疑国家的政策。但你们德国的报纸是没有这种忌讳的。你们能不能联系一下德国的报纸，来捅一捅他们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有说话的机会了。”
海因茨尔想了一会，问道：“蒋先生，你刚才说，中国政府向你们施压，有什么证据吗？”
“这些报纸就是证据啊。”蒋忠说。
“这个恐怕够不上证据。”海因茨尔说。
蒋忠说：“海因茨尔先生，你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一件事上了报纸，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看，这些报纸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也说了是北方的某个地铁工程公司，这其实就是在暗示我们公司了。我们省里的领导已经看到了这些报纸，现在正在向我们询问具体的情况。”
海因茨尔摇头道：“这只是你们的内部规则，如果要拿到媒体上去说，它是构不成证据的。你们说中国政府在项目招标中偏袒国产设备，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证据？”
蒋忠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是首台套政策了，这个可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的。”
“具体是怎么写的？”海因茨尔问。
蒋忠随身就带着发改委下发的文件，当即拿出来，让翻译逐条地给海因茨尔讲解。海因茨尔拿出一个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录，等到全部听完之后，他皱着眉头说：“蒋先生，贵国政府发布的这个政策，非常狡猾。文件里只说在中外设备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优先采购国产装备，不能以没有应用经验为由拒绝国产装备，这一点并不违反国际规则。因为国际贸易协议上并没有规定企业设备招标必须要求对方具有应用经验，贵国政府这样做，虽然有保护本国企业的意图，但却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发文件要求必须优先采购国产装备，算不算是歧视政策呢？”蒋忠问。
“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规定，to对此也是允许的。”
“那么，国家财险公司专门为这些首台套设备提供保险，有没有问题呢？”
“这就更没有问题了。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企业自己花钱买保险，这是完全合规的事情。”
“你等等，你刚才说，企业自己花钱买保险是完全合规的。那么，如果买保险的钱不是企业出的，而是国家补贴的，这算不算是违规？”
“国家补贴？”海因茨尔的耳朵腾地一下就立起来了，让人怀疑他是吃胡萝卜长大的，“你说什么，中国企业投保的首台套保险，是由政府补贴的？”
“没错啊，这件事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蒋忠说。
“你有证据吗？”
“这个”
蒋忠傻眼了，他突然发现，发改委发布关于首台套保险的文件时，还真的没有说过国家补贴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都是行业内的人们互相传的，还有一些财险公司的员工出来说有这么回事。
蒋忠清晰地记得，有一位朋友跟他分析过，财险公司做这个项目是赔本的，因为按照精算师计算的结果，首台套的保险需要达到设备成交价的30％，财险公司才能够保本，而实际上，这些制造企业交的保费只占成交价的2％，中间的这部分，全都是国家进行的补贴。
可是，所有这些信息，在文件上并不存在。财险公司直接推出这样一个险种，发改委要求首台套设备的制造企业必须投保，这就是文件的所有内容。什么国家补贴之类的，只是大家口口相传，到底是不是真的，蒋忠都无法确定。
“这件事，肯定是有的。”蒋忠竭力想用语气来证明自己的诚实，他说：“首台套设备不够成熟，这是谁都知道的。万一设备使用中出了问题，比如说盾构机这件事，万一辰宇公司的产品质量不过关，造成了施工事故，比如把线路打偏了，或者震动了地面上的建筑物，导致建筑物倒塌，这个损失都是非常大的，光赔偿设备款都不够。现在财险公司只收2％的保险，这不明显是亏本的事情吗？如果说这背后没有国家补贴，打死我都不相信。”
海因茨尔耸耸肩膀，说：“蒋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完全赞同你的判断。但如果我们找不出证据，光凭这样猜测，媒体是不敢报道的。因为中国政府可以拿着这些报道去控告他们诽谤，我想没有哪家媒体愿意惹上这样的麻烦。”
“可是，这种事情，让我上哪找证据去？”蒋忠苦恼地说。
“有没有亲身参与这件事的人，可以提供一些人证呢？”海因茨尔提醒说。
蒋忠说：“这个太难了。这个险种是国家财险公司推出的，听说是国家发改委参加了设计，还有就是财政部也出了面。可是我上哪给你找发改委和财政部的人去？再说，就算找到他们，他们也不会说出真相来的，除非是咦，我倒是想起一个人了。”
“什么人？”
“国家社科院的一个教授，叫高教授，名字是什么来着”蒋忠眼睛里露出了迷茫之色。
海因茨尔问：“你认识这位教授吗？还有，你说这位教授能帮助我们什么？”
蒋忠说：“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我们公司请了这位高教授到公司来给大家做报告，他在报告里批评了发改委的这个首台套政策。他还说，国家为这个政策补贴了十多个亿，就是为了扶持那些技术不过关的国产装备，目的是为了给领导脸上贴金。他还说，你们欧美国家从来都不会给企业补贴，只有像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才喜欢搞补贴”
“呃”海因茨尔的脸上有些尬。这特喵都是什么教授啊，居然说出欧美国家从来不给企业补贴的话来。远的不说，光是为了补贴空中客车，欧盟就差点破产了，还和美国人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当然，美国也不是好东西，一边指责欧盟补贴空客，一边大把大把地补贴波音。这些事地球人都知道啊，蒋忠说的这位高教授，莫非刚从火星回来？
第八百三十一章 良心学者高教授（）
“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