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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收复江南后,迅速以长江天险为凭建立防线,并在战略要地重建城防,在险地设立堡寨,并屯驻了七个军,部署了内河水军及水军第一舰队,可以借助长江快速机动,相互为援。而京畿周边又有御前护军驻扎,即可保卫京畿,又可快速增援沿江各镇。”
“蒙元与我军数度交手,以伯颜的见识不难发现,我朝能取胜一者借助水军的快速机动和调兵能力,二者是无坚不摧的火器。而敌荆襄和两淮水军及海运水军皆已损失殆尽,即便从高丽调度战船,重建水军也非短时间可成。在我军重兵防守的情况下,蒙元即便来攻,没有水军的协助是难以成功的!”
“嗯,先生所言有理,敌军即便能突破一点,我们只要派出水军击败其水军,切断他们调动援军和辎重补给的通道,也能迅速将过江的敌军围歼,重新恢复防线。”赵昺点点头道。
“当下蒙元大军以十个万户的兵力分驻淮东和淮西,明显是为了防止我军北伐,而非意在南下。而伯颜也会担心在淮东发起攻击后,我军后故技重施自海路迂回其后,两下夹击进行围歼。因而臣以为蒙元若想发起进攻,不会以卵击石,而是采取守势,与我军对峙!”应节严道。
“先生之意是蒙元会沿用昔日蒙哥南侵的战略,自川蜀或是大理进犯我们的腹地,进而实现夺取江南的目标!”赵昺指指地图言道。
蒙古在南侵战争中,初时曾经多次从两淮向南宋发动正面进攻,但是,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期间蒙古军队的进攻不断受阻,也促使其不断的变换进攻手段和进攻方向,所以时任蒙古大汗蒙哥决定改变蒙古伐宋的战略。
一路军队由蒙哥直接率领直扑四川而去,而另外一路军队,由忽必烈所率领,攻取鄂州,而忽必烈这一路大军,主要目的是牵制南宋的军事力量,使南宋军队,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的地位;鄂州处于长江中游,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能夺取鄂州的话,即使拿不下四川,也可以把南宋一分为二,但依然为长江所阻。
第二次战争,蒙古大军为了避开长江天险,采取迂回包围战术,策划兵分北、中、南三路:南路十万大军直取大理国,经广西,进入长沙;中路由蒙哥率领南下四川,进入重庆;北路由忽必烈率领,进入鄂州。欲三路大军计划在武汉会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妄图一举灭亡南宋。若非蒙哥在钓鱼城下战死,攻取大理的蒙军损失过大而止步于长沙,还真有可能实现。
“正是,如今川蜀早已落入敌手,大理业已降蒙,可我军在此一线只有三个军,不足十万的兵力,且防守的区域过大,相互支援费时费力,又有顾此失彼之忧。而蒙元在陕西屯驻着数十万精锐以弹压反叛的宗王,一旦完成任务,自可自陕入蜀协力沿江而下,同时大理之敌也可进入湖广之地。但是我们后方只有些州府军,不仅兵力薄弱,且战斗力不比禁军,根本无法抵御,那时可谓三面受敌顾此失彼,才是最危险的!”应节严说道。
“先生之意,当前应采用西攻北守的战略,首先利用蒙元西北叛乱未止,大理动乱正盛之机,先行收复广西南路,击败大理之敌,改善防御态势。同时进军川蜀夺取长江上游,恢复重庆的防御体系,伺机占据成都,从而消除对蒙元对我们腹地的威胁。”赵昺看着地图沉思片刻道。
“不错,只有消除了腹背之忧才能北伐中原。”应节严颔首道,“现在时机正好,川蜀地区屡遭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难以供养大军,而敌西北大战正酣无力支援,正是控制川蜀的好时机,而我军可以由长江运输辎重,调动兵员;大理动乱皆是因云南王也先帖木儿遇刺身亡而起,只要真金重新任命新王,重新主持军事,加以张立道在大理的威望及其治理之能,动乱结束有期,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先生说的是,不过朕还是有些担忧,川蜀虽然残破,尚可自给自足。但广南及大理蛮部众多,民风彪悍,且叛服无常,且物产不丰。朕担心我军若是卷入其中难以自拔,不仅会牵扯众多兵力,还需耗费大量钱粮供养,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赵昺明白应节严所说的道理,但他也有自己的担心,此也是他可以接受逃入宋地的边民,却又严令江钲不得派兵参与部族间争斗的原因。
“陛下不必过于担忧,这些蛮部虽然缺少教化,时有叛乱,但是利用的好也可成为我朝抵御蒙元的一大助力!”应节严笑笑道
第928章 非是易事()
在现代的地图上,往往会借助同一颜色标注不同的疆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尽管自秦汉以来,西南地区就被同一种颜色标示为均匀统一的整体;然而赵昺到了这个时代才知道与现代国家连续不断的国境线不同,这一传统认知疆域内的广大区域,实际上并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中。
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辖的地域,往往被称为夷地、畲地或是苗疆,这片区域一般泛指今天的云贵高原东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区。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统称为‘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缴纳税赋,不服徭役,与政府为敌之意。
早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后,为了方便对远离咸阳的巴地进行管理,除了进行武力征服外,也通过允准巴人自治,并通过联姻,封爵加以笼络,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时常反叛。因而,东汉及后继政权,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怀柔策略拉拢,以向蛮人首领赐予印绶、爵号、财物,承认其地位。
汉高祖时为了加强朝廷对流入黔中的巴人后代的控制,将黔中划分为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后代各为一溪之长,地位相等,“高祖厌若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羁縻一词的来源,即出自于此。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羁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专门下诏,把羁縻作为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州,以俗为治,区别于一般州县。“遐荒绝域,邢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就此产生。
唐中叶降,在安史之乱和接二连三的朝廷党争中,帝国日趋衰微,藩镇割据一方。羁縻制下的少数民族头领,趁机扩张势力,互相攻伐,成为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当然,在群雄逐鹿的唐末五代,这些土皇帝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兵强马壮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数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宋崛起后,继承并完善了羁縻制度,除承认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政治地位外,对其中势力较大者,还予以加官进爵或赐予领土,使之成为北宋皇帝在该地区的代言人。羁縻制历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在西南地区形成特色,至元代演变为土司制度。
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原王朝不过仅仅能在形式上维持着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既是包括孟获的南中地区南蛮,也包括夷陵之战时,响应刘备号召,在荆州南部威胁吴国的五溪蛮。
唐朝则在西南广设羁縻州,尽管为数有上百之多,但这些羁縻州府与藩属国、藩属部落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羁縻州往往像藩属国一样,仅仅接受册封并履行朝贡义务,实际上仍然是独立的。由于唐朝常常向边疆各羁縻州摊派沉重的兵役和贡赋,许多羁縻州背离唐朝,甚至像南诏一样,彻底脱离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训的宋代,则将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府列为极边之地,轻易不干预其事务,也不将其纳入直接统治。领受官职的羁縻州首领,在缴纳贡赋、提供兵员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后,其欲乘势取云南,并献上地图。赵匡胤却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后大宋历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这一战略,默认了大理国的独立,两国和平共处了三百年。其根由无外乎是担心蛮夷们叛附无常,从而牵扯到帝国的精力,干脆一弃了之。当然宋朝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羁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实施这一制度。
为征服梅山生蛮,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围设立数座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首先职位世袭,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土司要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向皇帝进贡,这也可视为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另外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视为成功,赵昺记的在元末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军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却也因此惹了祸,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