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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此时也没有功夫再进行多方考察人选了，便按照太后和众臣的意思立吴曦为后，而他本想封李三娘为贵妃，但是他们以为虽与其有婚约在前，可贵妃仅次于后，对于一个俚人来说也过高了。其实他清楚，众臣是担心自己哪天不高兴了，废了皇后，那么接班的是个俚女岂不坏菜。
于是乎赵昺考虑再三便将陈淑欲封为皇贵妃，李三娘为淑妃，众人觉得他已经妥协，让了一步，他们便没再多言，就算是定下了。下边依此是德妃章屏、贤妃雷妍，看在大长腿的份儿上封王妤为宸妃。而程素落选，只能作为普通宫人留在宫中，只怕听说后要哭晕在厕所了，不过其也非没有了机会。
以赵昺所知宋代的嫔御名号其实没准，算是比较纷纭杂乱。大致地说，初入宫时的女子名号只有：侍御、红霞帔。再进一步，封君，封夫人，且君和夫人在人数和郡名上没有一定。夫人以后，再进便是才人、美人、婕妤，然后进为昭仪、昭容、修媛、修仪、修容、充媛、婉容、婉仪、顺容、贵仪等。再进则为妃一级：贵妃、贤妃、德妃、淑妃、宸妃。
所以说大宋后宫最显著的特色是无定位，由初级开始，随宠遇增长，不断晋级，就与玩儿游戏打怪升级似的。而赵昺此次选妃也算是特例，她们只打了几个小怪物，便开了挂一步通关了。可她们其实最该感谢的却是太后这个大ＢＯＳＳ，其为了早点儿抱孙子才一路放水，若是赵昺守关，即便比不上唐僧取经，也要让她们学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大婚班子忙了好一阵子，总算将大纲弄出来了，呈上请赵昺审阅。他只粗粗一看便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疏漏，提笔写了四个字——与礼不合，便将奏疏原样退回。一帮人马上就懵了，这可是他们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翻了不知道多少典籍才弄出来的，皇帝四个字就给打发了。
但是皇帝的御批又不能不听，徐宗仁又召集众人逐字逐句的细细研讨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非礼’之处，可送上后又被驳回。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大家再审后仍然没有发现纰漏，可以只能呈上再请陛下明示，这次赵昺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冠。
大家看过御批后立刻一个个苦笑不已，这事情若是传了出去真是丢了大脸，岂敢再称名儒贤士。原来按照《礼记·王制》所载，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其中的“冠”就是为成年礼，而没到成年，或没举行过成年礼就结婚，那就是“非礼”了。
出现了如此大的疏漏，众人自然懊恼，竟然将如此大事给忽略了。可转念想想，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啊！想那小皇帝五岁开府主持琼州军政，八岁称朕受命监国，初时还觉的其年纪尚小，但其处理军政事务从不含糊，带领行朝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其所作所为哪里是小孩子该有的，渐渐的便适应了，不敢再小瞧，从心里将其视为成人，却忽略了陛下的年龄，不是提醒竟然忘了其还未行冠礼。
另外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真宗、徽宗和理宗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成定制。以致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
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状况更可想而知。但这又是不能够绕过的重要环节，说起来冠礼就是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简单地说，举行冠礼就是要提示行冠礼者：
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才能继承和发扬华夏礼仪文明。换成现代的一句话说，冠礼就是华夏礼仪在华夏成员心中的奠基工程、基础工程，而儒家也将冠礼定位于礼仪之始。
皇子同样只有在受过冠礼后才有出就外第、开府置僚、出班听政的资格，当然也是形式大于实际。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不过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但是当下出了赵昺这么个怪胎，五岁便开府建衙，出外就藩；八岁继位理政；如今为及戴冠便统领大军收复了江南半壁江山，因此以皇室制度和此前旧例都无法套用。此外便是戴冠年龄的问题，这又出现了分歧：
有朝臣有人援引程颐的论点，称其曾分辨言：“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他又认为，既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所以，“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如此小皇帝还不能行冠礼。
可也有人援引司马光的论点，在其《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另有儒者提出《左传》中鲁襄公十二而冠的记载，主张冠礼年龄满足十二岁即可。而这种观点下赵昺此时行冠礼就是合乎礼法的……
第８７８章 融汇变通（）
眼看着争论又起，主持此事的陆秀夫不免忧心重重。他清楚大宋皇子行冠礼其实始于真宗时期，但并非是所有皇子都有这个福气；徽宗是冠礼复苏的主要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可南渡之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仅在理宗朝对皇子行冠礼，所以皇家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而非受礼法所制。
如此问题就来了，小皇帝主动提出要行冠礼，一者是其要遵从礼制，以免落人于柄，留污名于青史。但这么多年来，小皇帝行事又何曾谨遵过礼法，祖宗留下的那点儿东西都跟破抹布似的，用得着就抖搂出来，没有用了便弃置一旁。且其最不喜繁琐的礼仪之事，能省事就省事了。
若是这么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那么小皇帝要求行冠礼就是故意捣乱，也就是为了第二个缘由——其不想大婚。陆秀夫知道小皇帝曾言‘鞑虏不除，不谋家事’，这其中亦就包括大婚之事。且他知道其对此次立后之事并不满意，若非太后一味坚持，其又孝顺，只怕早就翻脸了。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小皇帝行事，若遭到众人反对时，却又无力反抗时，就会故意搞事，弄得大家左右失策，最后还得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当下其要行冠礼估计就想到其中会有争执，且古制是二十而冠，那么他就又有理由拒绝行冠礼，而推迟大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也就成功脱身了。
陆秀夫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而问题是太后这次也是铁了心的要陛下大婚，其原因自不必多言，且已不让其亲政相胁，逼其就范。可前时应节严和刘黻奉太后之命前往集宁寺，亦想以此为由说服小皇帝，却不仅未能吓唬住其，反而被其一番弃国而走的言论吓了一跳，好生安抚，又以大义相劝才打消其这个念头儿，算是勉强应了。
当小皇帝回宫后，也是表现的极为恭顺，依照太后及大家的要求立吴氏为后，并安排了妃位。接着又开始变卖内藏库的物品筹措资金，以备婚事之用，还主动过问婚礼筹备之事。大家都为其已经转了性子而高兴的时候，陛下突然抓住了婚礼安排上的漏洞，发起了反击，而这个理由却足以能说服太后，其也不能违礼行事啊！
陆秀夫想清楚其中因果，不禁长叹一声，这太后与小皇帝娘儿俩较劲，却殃及了群臣，让他们是左右为难，上下不得。不过凭心而论，他还是希望小皇帝尽快亲政，当然这不止是因为其以自己为首相多年未动其位而心生感激，同时也是为国着想。
回望自小皇帝于先帝陵前继位之时，行朝屡战屡败，不得不避于海上。而陈宜中的出走更是再度削弱了行朝的实力，彼时张世杰以枢密使身份总领军政，众文臣或是依附，或是敢怒不敢言，说朝廷命悬一线并不为过。其这时力挽狂澜，大厦将倾之时，连败蒙元大军，才获得了喘息之机。
接着行朝琼州，小皇帝凭借自己的才智和魄力，不仅成功收回了权力，还解决了行朝中的诸多积弊，率领军民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其文治武功，不仅陆秀夫不得不叹服，满朝文武又有几人不敬服，可以说小皇帝的智谋和能力不输太祖，比之前朝历任皇帝强之数倍。
而当前小皇帝离朝‘休养’，太后临朝听政，朝中上下虽也运行平稳，并未出现什么乱子。但是陆秀夫明白，这不是太后有治国之才，恰恰是小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且其并未远离京师，仍暗中左右着朝政，使宵小不敢乱动。
可要是因为大婚之事，使得小皇帝迟迟不能还朝亲政，陆秀夫不敢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效忠陛下的军队会不会因此发动‘兵谏’，清君侧、拥小皇帝亲政。想得明白后，他觉得无论是为民为国，自己这个首相此刻都要站出来，即便触怒小皇帝也要促成此事，其这个婚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于是在集议上，陆秀夫说话了。他称旧制不可守，礼法也要应时而变。当年司马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下。而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不过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马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眼下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道理，当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点，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马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感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大家统一了思想，事情就好办了，很快一份有关冠礼的实施细则就出台了。然后呈给太后御准，请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为皇帝举行冠礼。当然冠礼之前，要请皇帝奏告天地、宗庙，又遣使分别祭告社稷、诸陵、宫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