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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时，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即已表现出这种冲动，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这对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和君主负责的同时，也要注重民本，关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贵君轻”，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员自律。
不过新进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易为小人所误。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也为其仕宦生涯设下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在历代人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由于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朝堂风气亦愈益恶化，并终蜕化为两党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机专权乱政，导致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文天祥听了小皇帝所言深以为是地道。
“熙宁变法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让朝廷权威大受损伤，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之时，朝廷诏令居然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终遭靖康之耻。陛下将我朝百年不振归咎于朋党之争不无道理。”谢枋得也点点头不得不承认陛下所言正确。
“是啊，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反对，王介甫将旧党尽数赶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罢相。后虽短暂复相，可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而随着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帘，司马光等人随即复相，其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随即新法一概废除，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而随着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无君子！”谢翱叹口气言道。
“两党之争，让朝廷陷入极端混乱，奸佞当朝，误国误民，君子退出朝堂，实在是可叹可悲。而苏、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赋诗，虽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但明心见性，足可见二人君子之风，可他们的悲壮也令人叹息！”赵昺也颇觉惋惜地道。
“陛下以为朋党之祸何以不绝，绵延百年仍在？”文天祥问道。
“朕也曾苦思，党争不除朝中永无宁日，虽然当前行朝经过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贞义士，但党争之阴霾依然不散。我们仍需警惕，朕以为其中缘由不外有三。”赵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为之不绝，无外乎权利二字。当年太祖立国之初其幕僚皆为北人，他们便以主人自居，联合起来排挤南人，以致立国之初五十年南人无一人官至宰相。他们狭隘的地域观念从而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再有我朝朋党之兴，虽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己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对朝野风气造成极为恶劣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
“另外官场恶斗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还有什么？”三人听小皇帝说的头头是道，不住的点头称是，可其突然犹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问道。
“……”赵昺沉默了片刻，这话还真不好说。按照礼制自己是不能言父过，臣不能言君过，而朋党之祸的起因说好听点儿正是由于仁宗的过度宽仁，说句大白话就是因为其又傻又窝囊造成的。
由于太祖定下的规矩，使士大夫阶层言事权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士大夫的言事权。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当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士大夫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是平等的。
当然历史证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还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识来维系，所以在皇权有所削弱的同时士大夫则强化他们了自身的忠君意识。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阶层自信心爆棚，他们不过实际情况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因为观点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间又产生冲突。
熙宁变革的失败，皇家同样有脱不开的责任。神宗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当遇到困难和阻力时便开始退缩和妥协，而他的釜底抽薪等于将王安石及新党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于将党争推向了高潮。当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迅速将新党全部驱出朝廷。而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恶，如此将使大宋中兴的最后机会丧失。
另外一件让赵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嗣君’的选择的话语权。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权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用人等多个方面，尤以嗣君为要。实际上能否参与商定嗣君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进入其国家权力核心的根本标志。
因而像嗣君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是绝不能袖手旁观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谁控制了嗣君权谁就控制了朝政，且历史上所说的宦官或外戚专权都正是因为握有嗣君权才得以实现。赵昺现在也正面临着这样一场危机，可以说这是他身上最后一根软肋……181
第７７８章 探究（）
“陛下，天色渐晚，咱们回航吧？”陈墩见小皇帝和其他三位都已醉眼朦胧，说话舌头都短了，几个人已然开始称兄道弟，而几上的菜已无，酒已冷，便上前道。
“好，我们回营，明日踏平鄂州城！”赵昺其实喝的并不多，只是有些话不能明说，所以借酒遮脸把话头岔开了，现在又正好借坡下驴，大喊道。
“回营、回营！明日臣随陛下踏平鄂州城。”陆秀夫振臂随着小皇帝高喊着，想起身却歪倒在一边。
“对，踏平鄂州城，臣等随陛下回京，谁若是敢对陛下不利，老臣拼掉这条老命也要护陛下周全！”谢枋得也跟着喊道，随后便趴在桌上不动了。
“陛下有命，臣在万里之外也定千里勤王，绝不会让他们到圣驾之前……”谢翱红着脸，喷着酒气道，可话未说完就扑倒半开的舷窗处吐了起来。
“好……”赵昺见状往身后一仰躺在榻上道，说实话这么多年头一次喝酒，还真有些晕。不过他的脑子还是很清醒，思路依然敏捷。
客观地说，对宋的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争夺权利本身并不都心怀鬼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职务权的一种确认和定位。设置参知政事一职，与宰相分权，相互制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皇帝处于个人的目的，他不去明确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具体职责范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参知政事的行政权力，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都去讨好皇帝。
而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权，宋朝家法特别规定：不用宗室为宰相，至于外戚则皆不预事。这就保证了士大夫可以直接进入到国家权力的中枢，此外他们还能通过言事权对包括嗣君在内的所有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通过士大夫这个群体去影响或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正如当年章献太后临终前想让庄惠太后杨氏同议军国事，但由于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最终告吹，其权也才终于回到了仁宗手中。
可见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宠，得以加官晋爵，施展宏图；另一方面，皇帝在士大夫的拥戴下得以血脉相承，一统江山，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与士大夫共天下”决策的基本动因。可在此时此刻赵昺不想将这个说出来，正是不想让文天祥等人以为自己有求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若是不能凭个人的能力摆平这件事，就永远会被士人们抓住小辫子，难以实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