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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对江南的统治颇具策略性，平宋数年之后，随着抗元势力的失败，江南地方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江南地方官员的人选也逐渐改变，通过任满或是告老将他们撤换。另外忽必烈除了从来到北方的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外，还通过求贤的方式，直接从江南选取人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次进行规模颇为广泛的求贤活动。
但是在废帝北狩之后，一批随迁及征募的宋臣进入元廷形势发生了变化。留梦炎、王积翁等人皆是宋廷的高官，他们官拜尚书进入内阁。赵与票、程钜夫、赵孟睢⑿徊⒁独畹让恳步牒擦衷海绕涫腔适液笠嵴悦项的应召让那些观望的士人心里发生了变化，一批投机士人又主动向其靠拢。导致“从政潮”迅速蔓延，就连一些名士大儒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
但赵昺以为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士人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而事实上沦陷区民间社会，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绝非铁板一块，留梦炎等人的被‘重用’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这些附敌的士人也知道如此做于道德有亏，更违背了圣人之言，便以自保之说希望得到同情式的理解。如此说法应该说很有市场，也常为那些降官所用，因为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勿要说在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了。许多人称虽然对旧朝一片忠心，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士人也不乏其人，向谢枋得、马廷鸾、王应麟等等许多士人，在流离失所，贫病交加之时，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开馆授徒来维持生计，甚至被迫四处流浪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入仕’。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儒士，当然值得称赞和重用。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士人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蒙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元廷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江南平定后，各地州府逐步恢复官学，这些人应召担当教职和馆职，依然传播圣人之学。这些人虽不主动附敌，不过人格、操守还是应受到质疑的，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
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概言之，宋朝遗士在国家沦丧之时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界发生了分化，但是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这种多极格局表明，在此期间南方士人既没有结成众志成城的抗蒙阵线，也并非整体立场暖昧的灰色地带……
“陛下一席话，让臣茅塞顿开！”文天祥听罢言道，“臣前时所为确实过于鲁莽了，将他们一概而论，而未能善加利用，以致地方之上风声鹤唳，错失了为国选材的机会。”
“文相不要过于自责，江南沦陷已有十年，固有人尚能坚守节操，但蛇鼠两端之徒亦为数不少。战事紧张之时，难以一一甄别过也不能全在你。”赵昺见其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未免其过于自责，宽慰他道。
“陛下如此宽待，让臣汗颜。”文天祥听了更加惭愧，施礼道。
“朕之言绝非袒护文相，而是行朝那边问题同样很多，你这边做的尽管不甚完美，尚不会有大乱，但是那边就说不准了！”赵昺摆摆手叹道。
“陛下，难道行朝有变？”文天祥与其他两人对视一眼，转向小皇帝惊问道。
“没有，那边有陆相主持朝政，又有张世杰坐镇临安城，尚可应对。”赵昺看文天祥的焦急的样子，连忙言道。
“那陛下又为何忧虑？”文天祥松了口气又问道。
“临安收复之后，行朝之中有人的想法就变了。”赵昺苦笑着道。
“难道他们还欲造反不成？”谢翱激动地问道。
“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群臣在治国的理念上有分歧而已！”赵昺摇摇头道。
“陛下，朝中分歧何在呢？”文天祥皱皱眉问道。
“其实当下江东面临着与江西同样的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地方官员不足，虽从行朝中分拨出一些，仍然不够。便有人主张从旧官中选用，朕也准了。可他们居然不加甄别，以求贤之名网罗了大批旧人，其中不乏当年弃军而走，不战而逃者。让朕十分失望，尽数一一驳回，但他们仍然频频上书举荐，不知欲做何为？”赵昺悠悠地道。
“陛下，他们这是欲借此沽名钓誉，安插私人，别有用心，还是应惊醒些。”文天祥想想道。
“这也是朕担心的，如今江南尚未稳定，便急让此等货色入朝，不仅愧对那些殉国的烈士，也让百战之士心寒。亦让朕担心朝堂之上具是如此人物把持朝政，弄不好还要重蹈灭国覆辙。”赵昺满是忧虑地道。
“陆相难道不知吗？”文天祥皱皱眉言道。
“刚刚入城，事情千头万绪。应、刘两位知事尚在琼州，文相你征战在外，事无巨细皆需陆相一人打理，每日又要到城外朝见，每日不休不眠也难以事事关照的到。即便有所发现，可他们也可以昔日惯例解释，其又有什么说的。”赵昺叹口气言道。
“陛下至今尚未入城？”文天祥听了惊异地道。
“正是，陛下自收复临安后，一直住在城外钱塘县的行在中。”陈墩在一边插言道。
“臣子居于城中，陛下却居于城外，岂有这个道理？”文天祥听了愠怒道。
“他们说旧宫皆已焚毁，重建所需浩荡。陛下曾言暂居北宫，他们又说那里是太上皇的养老之所，陛下居此于有损声望，于理不合。反正是推三阻四，以致临安城业已收复近月也只能住在城外行在。”陈墩拉着长声言道，显然对此安排也是不忿。
“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这分明是怠慢，即便有千般理由也不可阻止陛下入城，难道他们还另有打算吗？”文天祥大怒道。
“他们如此做确是反常，似有打压陛下声望之嫌，让天下百姓不知有君，而独表其功。”谢枋得也觉得其中大有问题，黑着脸道。
“正是，臣也担心其中有鬼，陛下不可不防！”谢翱也言道。
“诸位爱卿不要着恼，朕居于何处却也无妨。”赵昺笑笑道，“当下要紧之事，除了甄别官员，还有一事不可轻忽。”
“陛下请讲！”文天祥施礼道。
“太宗曾有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民心向背，才是我们能否稳定江南的根本，争取到民心，只凭几个无良士人是掀不起风浪的。”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有理，但是乡间百姓对王师虽无抗拒，可态度也不明朗，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鲜有义军响应的，筹粮筹款几乎全靠攻下的州府仓廪支撑，似乎并不高兴王师北返。”谢翱言道。
“这并不奇怪，底层百姓与商人和士人相比是成员庞杂，心态各异，更容易发生分化；再者低微的社会地位，保守的心态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决定了他们对各种政治角力的反应通常不会过于激进，恐怕也怀疑我们能否真的可以占据江南！”赵昺言道，他清楚只有搞明白沦陷区底层百姓的心态，才能更好的争取民心……
第７２４章 顺服或抗争（）
在蒙元初入江南之时，在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万众抗元的事情，抵抗最为激烈的地方大多发生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及四川部分地区。其中缘由有忽必烈已下诏不准随意屠戮百姓的因素在内，也有宋朝日益腐败不得人心的缘故。但赵昺以为还是由于普通百姓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从而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对国家的概念淡薄的原因。
在临安陷落之后，百姓虽然哭送旧主被俘北上，可非但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有些人还为伯颜修建了生祠，以谢其没有屠城和纵兵劫掠，而伯颜也通过减免税赋收拢人心。所以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百姓以为元廷会善待他们，或其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
所以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赵昺从中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不过接踵而至的便是侵略者的贪婪本性，他们抢占良田，掳掠人口为奴，而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蒙古人宰割的羔羊，大部分沦陷区普通百姓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仍并不多见。
在元军彻底平定江南后，随着森严的统治系统的建立，元廷原形毕露开始增加课税和徭役，使得百姓负担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负的普通百姓开始逃亡，试图反抗，从而爆发了一些抗捐、抗税的起义，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目标，即便初时规模很大，甚至发展成数万人，席卷数个州县，却往往很快就会被残酷镇压，难以撼动元廷的统治基础。这些起义虽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
而赵昺还发现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元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不可否认，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敌军纵容的成分，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尤其那些地痞恶霸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和现代的那些汉奸没啥区别，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在底层百姓中只占少数，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元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内患对百姓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特别是那些动辄到官府那里去告发的内奸存在，更加重了恐慌气氛。百姓对他们的仇恨以致甚于蒙古人。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
处于底层的百姓也意识到，蒙古人的到来就是前来掠夺他们的财富，任意奴役他们。这期间有组织的起义频发，他们或打着复宋的旗号，或是自立国家，虽然仍未能摆脱自有的狭隘，可已经有了民族主义意识，急于摆脱异族的统治，将矛头对准了蒙古人，不再甘心做其顺民和亡国奴。赵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各地义军，将他们整合为己所用。
简言之，沦陷之初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群体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但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之后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但内心充满了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他们从幻想到幻灭直到认清移驻统治者的真面目却用了十年的时间。
不过赵昺也意识到民间社会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