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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当中，关于文斗和武斗的问题，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林彪同志说：“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还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讲这些话也就行了嘛！但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不是还有吗？
专政要靠解放军、民兵，他们很忙。红卫兵先搞政治斗争，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经决定了的。所以保卫专政的工具只有靠解放军和它的后备军──民兵。 解放军艺术学院组织了红卫兵，被军委下令取消了，这是对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人家是军队嘛！机关、法院、监狱，这些专政工具是不能下放的。如果有些人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斗争。第二点是逮捕，还是让公安部门去办。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关于这一点权力是不能下放的。（有人问：蒋南翔可不可以斗？）蒋南翔可以斗。第三点是专政的宣传机关，如新华社、广播电台、报纸都是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当然报纸上有时有个别错误，可以改嘛！有的不好，可以改组，如《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是代表党中央的，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如林彪同志和我的讲话，有些不能公开。世界人民是看中国的《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彭真是个两面派，他讲了很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话，不然中央怎么会信任他呢？所以报上公布一个东西，中央是很慎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也没登嘛！这里不仅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有国际阶级斗争，所以党中央公布一个东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四点是关于电视台，也要保护，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对同学的行动不能压制，但也要有集中，不要宁“左”勿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武装、法庭和宣传机构需要集中。（有人问：自己可以印报吗？）自己印报可以嘛！（有人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照象？）你们照象要费多少胶卷？照片可以由新华社供给嘛！一视同仁。一定要使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这是毛主席说的，要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代表：有人提出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
总理：党内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人说：还是革命的。）有一个同学说：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这是对的。上次哈尔滨的同学说是反革命，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要我来答复。大家知道我们党的历史，陈独秀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当时他是总书记，是革命的。以后他叛变了，投靠了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对一些人的问题不是作唯心的解释。要看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不要说陈独秀没有一点作用，毛主席说在党史上不能不写陈独秀，因为他是党的领导人，他是个存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不能不写社会民主党嘛！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因为，我们对他的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是大学生，我和你们讲话就讲得深些。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还参加了嘛！当然，并不因此就不去揭他，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我在党内四十五年，我受过毛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给我工作做。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同学们不要贴大字报，我不是怕，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说我不革命，我现在还做总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但是领导，就在犯路线错误时，蒋介石还通缉我呢！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的父亲有没有告诉你们，周伯伯犯了错误吗？（有人回答：没有。）你们不会说周伯伯是不革命的吧！我说应该向你们讲一讲党史，让你们知道。苏联在斯大林后期。犯了错误，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林彪同志说：“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更多的人，要团结大多数。”毛主席一再说：“要允许大家革命嘛！口头革命家是不行的。要看行动。”哈尔滨的同学你们是好心，你们都是革命的，不是只想革命，而是有行动。上面这一段是党史问题。我告诉你们就是谈谈心，我不赞成不讲党史。
关于出身成份问题，一看出身成份，二不唯成份论，三要看表现。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出身问题，要研究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旧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吗？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作纪念。可是我婶母是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哪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嘛！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当然，那时没有红卫兵，如果找红卫兵就好解决了。你们把封建的东西打掉了好多。政府就不好办。我为取消一个牌坊还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他反得可坚决，就是不同意。你们就来得彻底。我们这个院子里的大狮子，不也是被红卫兵搬走了吗？关于政策，一定要讲清楚。
现在你们是少数，将来你们会是多数。要你来我往，不要长期对立，革命总是汇入毛泽东思想的汪洋大海的。工作组的影响后果总要一个阶段才能消除。但是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哈尔滨的同学斗省委就有三派，一派要斗这个，一派要斗那几个委员，我在接见他们三派时说：你们都是革命的。也要共同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的木材不就减了产吗！那儿是出木材的。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同意不争论了，都下乡帮助搞秋收了，很好！关的人也交省委了。所以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第二遇在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不符合政策的怎么不能说呢？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运动是主席领导的，我们没有讲清主席的政策。十六条，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还有《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早了呢？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八·八”还没有讲，有的同学说我讲了，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的“等”字就是讲了。要找错误缺点还是可以讲的，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例如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一点中学的同学感到自豪，我劝他，“八·一八”以后参加的也很好。到廿号就冲向社会，一些通令、布告、呼吁书、倡议书等都出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是赞同的。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我们在许多地方也是跟不上的。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我们讲了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的工作不能没分工。大、中学校，大中城市搞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生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人不能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他们和学校不同，这一点不能不尊重他们。农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