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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去延安参加革命还需要相当单位的介绍。姥爷是经过“西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但如何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办理去延安的手续还是一大难关。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周围遍布国民党的特务，必须提高警惕，稍有不慎即会被跟踪和绑架。
从西安去延安是第二难关。原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国民党阻断，去延安只有徒步而行，800里路程要走十几天。不仅如此，由于去延安途径的大小县城、村镇都有国民党军特驻守，对去延安人员倍加注意，时有绑架发生。因此只能躲开城镇一路绕行，食宿在偏远的乡下，这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是一次磨练和考验。姥爷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说，……你们来延安参加革命要学会三件事。第一件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步行800里走到延安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你们还要学会开荒种地；也要学会打草鞋……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党在延安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敌后建立了“抗大”分校，培养造就了大批党的干部，成为敌后和根据地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姥爷是1939年4月底到达延安并进入“抗大”八队学习，他将原名孙继述改为孙辛，3个月后提前结业调到抗大直属二队（即“东干队”）学习。
“东干队”全称为“东北干部工作队”，队长是张学思同志（张学良的胞弟，建国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队长是高存信同志（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之子，建国后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和罗文同志。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的中下级军人和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这些人是我党为收复东北储备的骨干。在技术干部里只有姥爷是做电信工作的，还有两名医生和4名朝鲜同志。
“抗大”的学习虽是短期的，但相当紧张，除讲授军政一般理论外，还有哲学、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基础课。讲课的教员都是些知名学者和中央领导同志，有时还能听到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和周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
“抗大”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窑洞是宿舍，露天为课堂，每人一个小马扎既是课桌又是坐凳，上课开会随身携带。吃的是小米，菜金每人每天一分钱，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一元。
尽管生活艰苦，但业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学校经常可以看到话剧、京剧和歌曲演唱会。各单位自己动手排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在大的集会会场上更是歌声不断，此起彼伏，“抗大”的啦啦队生龙活虎甚是活跃，很有知名度，连当时美军观察团和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此参观都深受感染。
延安开展体育活动虽受到地形和器材条件限制，但篮球运动还是较为普遍，在篮球场上时常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中央领导的身影。
开赴敌后
1940年抗大“东干队”结业后，全队集体调赴冀中军区，姥爷被分配到司令部三科任通讯参谋，分管司令部的电台和电话通讯工作。在冀中姥爷和在作战科当参谋的我的父亲同在一个司令部工作。后来，每逢说到这一段，姥爷总会自嘲地对我说：“哼！那时在我们这些老参谋眼里，你爸不过是一个只会接电话的小参谋。”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困难阶段，冀中根据地是靠近京津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日寇占据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筑有碉堡，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斗争非常残酷，冀中的部队已没有条件集结进行大规模地运动作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冀中军区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把军区机关疏散到六分区的各个游击小分队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武器弹药稀少，并优先保证一线作战部队。像姥爷这样的技术干部仅配给一颗手榴弹。姥爷说，这颗手榴弹是最后留给自己用的。姥爷曾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在冀中打鬼子，使用挑门帘子战术，我们在门后躲着，鬼子进来一个我们整死一个。”说得煞似轻松自如。但我也当过兵，很清楚被鬼子堵在屋里那种走投无路的滋味。整死一个好办，来一群呢？
为以防万一，不给敌人留下可以证实个人身份的东西，部队将所有的文件统统销毁，姥爷的一枚“抗大”毕业证章是无意中滑入衣服的夹层角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五一”反扫荡后，姥爷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司令部通讯参谋和在职报务员培训队队长。当时冀中各部队报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指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来自各部队40余名现职报务员参加了培训。由于战争形势恶化，鬼子连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培训队根本没有集中训练的条件。无奈之下，姥爷和指导员只能各带一个培训班分散活动。一次几乎与敌人遭遇，他们发现敌情后及时转移到山上。此时正值严冬，由于衣着单薄，不少同志被冻伤。
重回延安
1943年底，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为大反攻接收城市做好组织准备，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通信学校开办有线电报培训班，姥爷从前线调回“延安通校”任专职教员。
培训班的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从未接触过有线电报的通讯人员，约40名。授课没有教材，姥爷运用过去电信学校所学的有线电报常识和在国民政府电信部门的实践，亲自编写了《有线电报通报用语》小册子，要求学员下工夫熟记通报英文用语，同时概要地讲授了电磁学。为了掌握有线电报的通报技术，给学员的实践机会，姥爷利用仅有的两部音响机分别装到两个窑洞里进行实际操作收发电报训练。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学员基本掌握了有线收发报技能。
另外，姥爷利用课余时间给学员们介绍了国统区几个主要城市有线电报的几种机电设施和使用情况以及国际国内无线电台的设施和通报情况。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了解放后邮电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挺进东北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8年浴血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然而蒋介石却下山摘桃子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以5个美械主力军向东北发动进攻。摆在我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1945年九十月间，中央军委三局派姥爷从延安来到东北，分配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
司令部进驻郑家屯（双辽）后，政委李富春指派姥爷筹建地方邮电管理机构，成立西满邮电管理局，被任命为代理局长。该局在西满军区司令部领导下，接管西满地区邮政、电信和电业（发电厂）机构，恢复并发展地方邮政、电信和电业业务。姥爷对我说，刚进入双辽，到处可见日本人遗弃的物资装备，东北野战军可发大财了。他甚至在一个日本遗弃的军医院里收集到不少药品和医疗设备，还有几个未来得及撤退的日本籍医护人员。他不仅动员他们参加了民主联军，还和吕正操司令撮合成一对日本医护人员的婚姻。到达双辽后，姥爷托人到沈阳将姥姥、母亲、舅舅接到了双辽。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辽北地区进扰，邮电管理局奉命将大部分人员疏散至白城子，在白城子成立了西满邮电管理局的办事机构。齐齐哈尔市解放，姥爷率部进城，并接管了齐市邮政、电信和电业局。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军曾一度准备撤出齐市，根据李富春政委指示，要做好再次打游击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为此，姥爷组织邮电干部职工除将电信局的无线发射台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外，又搜集了一些西药和医疗器具交给部队使用。
齐齐哈尔市是当时西满较大的城市。姥爷接管该市邮电和电业后，除了支援部队通信工作外，当务之急是保证对全市的供电。因为它影响全市粮食加工、报纸出版及生活用水和照明等。但当时齐市对外交通已被国民党阻断，煤无来源，电厂不能正常供电，这无疑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邮电管理局发动工人挖出电厂内铁路专线下残留的散旧煤，混合废油代煤发电；也曾拆用日伪军的木质马棚以木代煤发电；最后不得以还用电信局库房内的木质电柱来代煤发电。
在此期间，姥爷组织干部职工还接管了当时的嫩江地区邮电局以及毗邻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部分邮电局，打通了各邮电局及辽北各局间的邮路和电路通信，从而在西满地区以齐市为中心较全面地恢复了邮电业务。同时，为开通电报业务需要，恢复了电信学校，培训了大量报务员。
东北邮电管理局于1946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姥爷11月从西满邮电管理局调总局任副局长，分管电信工作。当时国民党重兵压境，欲将东北野战军就地歼灭。中央根据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主动让出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搞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支持东北的解放战争。哈尔滨市是我东北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正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进扰，已到达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我东北党政机关已做好撤离准备。
东北局责成姥爷代表总局接管中长铁路以东的合江、牡丹江、吉林三地的邮电管理局和所属邮电局，统一开展邮电业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军事通信和开展城乡邮政业务。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和繁忙的工作中，姥爷利用休息时间拟定了东北邮电管理局的《电报、电话业务暂行章程》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颁布。此时他还兼任吉林邮电管理局局长。吉林省的延吉市是朝鲜族聚集地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鲜族人。姥爷在该地开办了一个40至50人的邮电学校，就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邮电干部。至此，除了哈尔滨以南的中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和邮电局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外，东北解放区的邮电机构都由总局接管下来，并初步开通了邮电业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哈尔滨市电信局当时是东北解放区较大的电信局，又是当时东北解放区电信线路的枢纽所在。因此，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对各管区统一进行由点到面的技术、业务督查，东北局确定哈尔滨电信局为东北解放区的电信中心局，在技术、业务上对各地区的电信工作进行协助指导。为此，1947年10月，总局指派姥爷兼任哈尔滨市电信局长，同时还兼任该局电信处长。电信处成立后，建立健全了各管局电信技术和业务的管理规章制度，组织维修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通向各管区的主要电信线路，如抢修五常——舒兰一段线路，这是通向吉林省邮电管理局的一条主要干线，也是为解放长春准备的一条外围电信线路。
确保辽沈战役进军号令的顺畅下达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