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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依照……协定，应设立一国际军事法庭，以公正并迅速审判及处罚轴心国之主要战争罪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设立，其目的为公正与迅速审判并惩罚远东之主要战争罪犯。”这些首要的或主要的战争罪犯有时又被称为“甲级战犯”；他们都是当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曰本政府中对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这些人对于国家侵略战争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进行是起过重大作用的。
对于这类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依照法律手续加以审讯和制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这以前，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他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巨魁，一般都是逍遥法外的，从来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诚然，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显要在战争中一旦落在敌国手中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最著名的近例便是1815年拿破仑一世被英、俄、奥、普等战胜国流放在圣赫勒拿岛终身囚禁。但是他的流放并没有经过任何国际法庭或国内法庭的审判。用法律去制裁战败国领导人之事，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但是，东京审判在消除曰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远东法庭在惩处曰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曰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二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曰本战犯；三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曰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还于1957年出任曰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的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曰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犯罪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曰本天皇）即使不是曰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事实上，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多数法官包括庭长韦勃也认定曰本天皇裕仁有罪。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曰本一些政治人物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曰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曰本一直不能真正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
在后世的时候，刘建业对于在战争结束以后未能把实际上的曰本头号战争罪犯天皇裕仁交给军事法庭予以公正审判，追究其在战争中的责任，一直耿耿于怀。作为曰本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天皇裕仁对于曰本的军政决策都有着最高的裁定权，没有他的首肯，曰本的那些军人和政客是根本无法发动侵略战争的。很简单的道理，发动战争需要宣战，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大本营“大陆命”，“大海命”，这些都是需要由那个个子矮小的天皇来加盖天皇玉玺以后才能的。重要性略低于“大陆命”“大海命”的指令“大陆指”“大海指”虽然不需要天皇加盖玉玺，但是都必须由陆海军的参谋总长呈送御览，得到天皇的首肯以后才能对外。况且，根据旧曰本宪法，天皇是曰本的最高统治者，掌握最高国家权力，曰本的军部可以不对政府负责，也可以不对议会负责，但是必须对天皇负责，因为天皇是曰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如果真得像在东京审判里那些曰本战犯们所描述的那样，天皇只是一个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傀儡，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笑话。况且，根据后世研究战争史的学者所发现的资料，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创始人，曰本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在20年代开始进行细菌战研究时候的初始经费就是由天皇裕仁从自己的私人账户里提供的，数额是每年20万日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曰本的土肥原贤二领导的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活动经费数量不过才每年2万日元。731部队在东北的活动经费都是由天皇在关东军里的代表，关东军主计长（关东军里负责财务分配的最高职位）竹田宫恒德亲王直接划拨的。在731部队的存在期间里，几乎每年都有曰本的皇族成员秘密前往位于哈尔滨郊外平房地区的731部队进行视察。这里面除了竹田宫恒德亲王，还包括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朝香宫鸠彦亲王这两位陆军的皇族大将。因此，说裕仁天皇是731细菌部队的总后台根本就一点也不为过。只是这些罪行因为某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在后来的审判里被故意的漏过去了，而没有当即公诸于世并受到清算。
现在，曰本战败投降的命运可以说是确定了，唯一的疑问就是曰本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才肯投降。那么，在战争胜利之后必然会对曰本战犯们在战争期间里所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进行清算。东京审判之所以不能算完美，除了美国人出于政治和冷战考虑，对审判进行了政治上的干扰，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也不能忽视。
曰本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但是，当时在曰本本土，尤其是曰本的首都东京，并没有同盟国的军人。这一点不像德国当时的情况。而盟军的先遣部队是在8月28日才在曰本登陆的。从8月15日直到盟军进入东京，存在有将近半个月的空白期。曰本政府和军部充分利用了这一段时间，大肆焚烧各种政府和军部的文件档案，目的就是销毁一切可能利用来证明其战争罪行的证据。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曰本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终日笼罩在浓浓的烟雾里，整车整车的文件被焚烧。根据后世的学者研究，曰本方面当时焚烧掉的文件占当时文件资料总数的90％以上，以至于后来的东京审判时，同盟国的检察官们在搜集证据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仅仅依曰本人来不及焚烧完而剩下的不到10％的文件资料，就已经可以证明那些战犯们的滔天罪行，那么如果这些证据的保存状况比较完好的话，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恐怕，至少曰本人的日子绝对会更难受。
所以，刘建业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了伸张人类的正义，为在战争中冤死的人们报仇，必须要让曰本的战争罪行得到尽可能彻底的清算。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抢在曰本人销毁证据之前，抢先保住这些证据材料。
“刘，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战争胜利之后肯定会对那些曰本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说。
“我不担心这个，我相信他们只要是有罪的，就便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在战败以后大量的烧毁证据。这样，我们在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曰本是一个只有羞耻心，没有罪恶感的民族。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以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刘建业深吸了一口雪茄烟，说道。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那些猴子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出来。你对此有什么想法？”麦克阿瑟问道。
“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在他们刚刚宣布投降的时候，就抢先派出部队登陆东京，抢在他们烧毁证据之前，占领军部和政府的机关，当然，最好还有皇宫。这里面的档案库里肯定存有大量的文件资料，足以用来证明他们的战争罪行，说不定，还有一些我们此前还不知道的罪行，例如虐待和杀死战俘。”刘建业故意提到战俘的事情。
“我个人对这件事情是支持的，不过，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整个曰本本土现在到处都是疯子，如果我们的部队出现在那里，是极为危险的。”麦克阿瑟一方面对于曰本人在战争期间的罪行深恶痛绝，特别是虐待和残杀英美战俘，另外一方面也对事情可能出现的后果存在担忧。
“如果美国朋友对此存在担心的话，我不介意率领我的部下做为盟军的先遣部队率先登陆曰本本土。目的地就是东京。”刘建业主动毛遂自荐。
“如果我们的中国朋友愿意主动承担这样的任务，我是乐见其成的。”麦克阿瑟将军说。
他最担心的是美国军队登陆曰本以后面临曰本军队时可能会面临的危险和伤亡，但是，如果率先登陆的不是美国的军队，那么事情就自然另当别论了。
“我们作为同盟国的一个重要成员，愿意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刘建业说道——
7月24日，杜鲁门利用会议间歇的时候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斯大林关于原子弹的事情。杜鲁门走到斯大林翻译身旁，漫不经心地说：“请你告诉最高统帅，我们已经研制出一种毁灭力量极不寻常的武器，我们打算用它来征服曰本人，我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斯大林听后，冷静地回答说：“我希望美国能好好运用它来对付曰本。”
杜鲁门在谈话中非常谨慎，他刻意避免用“核”或“原子”这类词G来描绘这种武器。事后，丘吉尔问杜鲁门：“会谈如何？”
“他没有问任何问题。”杜鲁门回答。
斯大林当然没理由感到吃惊，因为早在1943年，苏俄的情报部门就已经获知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事实上，当杜鲁门还在遮遮掩掩谈论原子弹时，苏俄已经在两年前就开始研制自己的原子弹了。
7月24日，杜鲁门授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作战命令。命令开头如下：“第二十航空队应于1945年8月3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制炸弹：广岛、小仓、新泻、长崎。”
7月25日，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少将在华盛顿接到作战命令后，他立即飞到关岛，下令李梅将军和第五○九混合大队队长保罗W。蒂贝茨上校准备投掷核弹。
作为对曰本的最后警告，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当天晚上9：20，盟军向全世界广播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表明如果曰本不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盟军将全面攻占曰本本土”。“宣言”既没有提到特殊武器，也没有提及保留曰本天皇，“宣言”12章的最后一条表明：“一旦曰本建立起新政府，这个政府不但能够满足曰本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要求，而且热爱和平、富有责任感，那么驻日盟军会尽快撤离曰本本土。”
7月27日早晨，东京的监听员收听了波茨坦“宣言”，随后，他们赶往帝国图书馆，把匆忙抄录的副本呈交给正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