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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分析，他们有着共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军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辞修被称为国军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寿山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寿山，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博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雨农是国军方面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辞修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雨农的基本势力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寿山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博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最高统帅嫡系，深受最高统帅的信任。这一点使最高统帅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辞修一度红极一时，最高统帅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他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辞修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最高统帅的继承人；胡寿山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雨农把势力渗透到了军政两界；汤恩博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最高统帅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最高统帅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最高统帅身后第一人自诩，但最高统帅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最高统帅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敬之等老将宿臣的思路。
这几个人中，汤恩博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恩博在嫡系将领中没有陈辞修和胡寿山那样显眼，又不象戴雨农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抗战对于汤恩博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恩博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恩博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军中比较早的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博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寿山，戴雨农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最高统帅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与何敬之派系，土木系等针锋相对，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国军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雨农，就对手下说过–“胡寿山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博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最高统帅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最高统帅的手段看，汤恩博若无中原惨败，难有善终。汤恩博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最高统帅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恩博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四十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中原会战汤恩博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恩博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恩博的一大政治资本）汤恩博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四十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恩博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恩博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博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厉害。
日军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仅有几千人的马法五的“白头军”，也就是以前的庞瘸子留下来的部队，装备远不如汤恩博部，却能够取得比汤的部队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恩博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恩博扩军无度，但是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恩博部队的对立，也严重的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据说，汤的部队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G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是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G；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而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司令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司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司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刚刚转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辞修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当刘建业从内部人那里听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的国土人民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丧师感到耻辱，却把事情都归结到陈辞修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要是能不打败仗，那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况且，就算是这位汤司令表现得还算说得过去的随枣会战里，他也是为了保存实力，先是拒不服从战区李长官的命令，当面说李长官的命令对他来说是放屁，直到最高统帅的严厉命令下来以后，他才不得不率领所部与第二集团军孙总司令一起由豫西一路南下，与敌激战三天三夜，敌人第六师团、第十三师团伤亡惨重，仓皇逃窜，新野、唐河、邓县、谷城等地为我军光复。打了胜仗以后，这位汤总司令将所部驻扎桐柏地区村落，男人和小孩都撵出去，留下妇女劳军，劳军妇女，汤某别出心裁按漂亮不漂亮分成三个等级，没结婚的姑娘分给团以上军官，已结婚的漂亮的分给营以下军官，不漂亮的分给士兵。官兵同乐，其乐融融矣。只是苦的当地百姓扬言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到了中原战役后期，汤司令率部大溃败过程中，又一次经过一个村子，突然性质所知道村子里视察，一进门就看一家人一起裹在一床被子里，上去一问原来连衣服都被士兵抢光了。汤司令一问，结果正是他的部下所为。汤司令率部经过豫西地区，豫西民众利用有利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纷纷揭竿而起围攻汤司令所部，连汤某之卫队、第三十一集团军王总司令的总部直属队也被缴了枪。汤司令唯恐被愤怒民众活捉；化装成伙夫只身潜逃。汤司令的嫡系第十三军，民愤尤其大，不管到哪里，民众认出来就打。这帮小子挨了几次打学乖了每到一地就诈称是第八十五军。民众一想，“八五一十三”（即八加五等十三），还是这帮坏小子，仍旧照打不放。就这样，这帮坏小子被愤怒的民众打得无处藏身。汤司令所部的撤退过程完全可用“士兵找不着军官，军官找不着司令“来形容。数万豫南民众还将汤司令的第28师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四处出击，打得汤司令的部队无处容身，只能狼狈的一路逃到四川。
算了吧，国军有这样的人在，而且还是身居高位，那简直是很难有救了。不过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就算是明知道以后一定会败给GCD；也绝对不能对小鬼子客气了。那些两条腿的畜生，留在世界上只能是祸害人间。
刘建业并没有在柳州这里继续等待多长时间，就不得不带着已经到达柳州的两个师，也就是新14师和第198师先行向桂林进发了。至于暂编35师，大部还滞留在滇西的祥云机场等待空运，就只能等他们到了柳州以后，再看情况了。
尽管说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可能造成整个部队无法形成整体作战，最后变成添油战术，但是，形势已经不可能让刘建业多做考虑了。很简单，在攻占衡阳以后，经过休整补充的日军第11军主力已沿湘桂路南下逼近桂林。桂林方向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了。
“征用发现的一切车辆，装运我军的装备弹药和给养，向桂林快速进发。命令暂编35师，抵达柳州以后，如果日军没有切断桂柳之间的联系，就向桂林进发；如果情况相反，就留守柳州，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坚守住柳州机场。”
10月25日夜，刘建业向自己属下各部队下达了向桂林紧急进发的命令。
PS：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倭国，这使得中国对倭国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倭国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而美国对倭国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这些都给今天的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也就让小倭国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的对华战争失败了。这一点，我们只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