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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2月2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中共损失150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1月23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4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5万5千人，击毁坦克350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于1943年3、4月间和英第8集团军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向据守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发起进攻，5月7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走投无路的25万德意联军在阿尼姆大将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轴心国的软腹部彻底暴露在同盟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1943年1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5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
这对于已经坚持艰苦抗战5年半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倭国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二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发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倭国独占中国，更不愿倭国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他们没有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历史上的中国已有极大的区别：这时的中国人民经过国家的广泛宣传，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民族凝聚力，这是倭国帝国主义无法征服的伟大力量。正如倭国有识之士所说的：“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中央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有觉察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有所不同这一点，十分钦佩地说：“作为侵略者，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1942年2月，罗斯福在给最高统帅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5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英国的丘吉尔和苏俄的斯大林在德军狂轰滥炸伦敦和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为鼓舞人民都曾提出过“效法中国”的口号。由此可见：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美、英决定废除不平等的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决不是单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坚决与英勇出发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抗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说的非常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美、英等国放弃不平等旧约出于何种目的，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
受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1943年倭国也处于侵华战略大转折的时期。主要表现以下两点：一是“中止了曾经全力以赴的‘5号作战’（即四川作战）准备。过去企图以对重庆实行武力解决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现在却把它放弃了，而且还从驻华军中抽调出2个师团派遣到东南方面去”。二是进一步利用和加强汪伪政权，使其对美、英宣战；并改变过去一直在暗中进行的政治诱降工作，决定“不进行一切以重庆为对手的和平工作”。
早在1942年春，倭国首相、参谋总长和司令部总长在联合上奏天皇的报告中就提出：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横扫英、美、澳和攻占仰光之机，如对中国政府的“致命处施加强大压力”，则可能使重庆政权“发生动摇”而屈服。倭国大本营陆军部根据这一构想，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初步作战腹案，又经与“中国派遣军”联系，预定在南方作战第一期基本结束后，即“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战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计划中的作战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借以摧毁敌方抗战根据地，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是“以主力从西安方面、以部分兵力从武汉方面发动进攻”，“作战指导应与对重庆采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工作密切配合”，使用兵力为15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规定1942年9月开始着手准备，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作战”。
就在日军积极准备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倭国南方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连遭惨败，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倭国不仅不可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至中国战场以凑足兵力实施四川作战，而且还要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被迫停止四川作战。1942年12月10日，倭国参谋总长在上奏中说明了停止四川作战的理由：“原来曾考虑中国派遣军在全面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为了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发动四川进攻作战是有利的，从而制定了有关的各项计划，加强了部分设施等，进行了必要的作战准备。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倭国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重庆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发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点而发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为此，“作战指导的首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倭国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12月18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21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倭国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倭国“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火田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31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得知倭国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倭国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
倭国为了能够尽量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兵力和资源用于太平洋战场，采取了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1943年1月吴化文部，3月厉文礼部，4月孙殿英部，5月庞炳勋、杜淑部，6月荣子恒部，7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国军部队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最高统帅，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最高统帅的答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