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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债券比货币更加不可靠
说白了，乌克兰等国无法拿德意志第二帝国发行的债券去购买商品，而且这些债券的价值随时有可能归零
在赫岑道夫上台之前，乌克兰等国就已经出，不再在粮食贸易中接受帝国债券
当然，到这一步，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有选择的余地
这就是，用易货贸易来获得粮食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用乌克兰等国需要的货物来换取这些国家生产的粮食
问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能够多少其他国家需要的货物呢？
要知道，在冷战的巨大压力下，德意志第二帝国逐步放宽了对盟国工业发展做出的种种限制比如在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明确要求，所有从前俄国独立出来的国家都不得发展重工业可是到七零年代初，德意志第二帝国当局不得不废除这条规定，即允许这些国家发展重工业，后来还扩大到了军事工业
说白了，为了与中国对抗，德意志第二帝国得集中整个同盟集团的力量
结果就是，在以德意志第二帝国为核心的同盟集团中，最为强大的就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体系
当然，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例外
显然，在进行易货贸易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能够的是军火以及钢铁等重工业产品
问题是，乌克兰等产粮国需要的却不是军火与钢铁
说白了，愿意跟德意志第二帝国进行易货贸易的国家，需要的都是轻工业产品，以及电工业产品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需要的也是轻工业产品
赫岑道夫上台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遭遇了粮食危机这就是，乌克兰等国拒绝接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出的粮食贸易协议，明确要求德意志第二帝国要么拿硬通货要么拿对方开出的货物进行交换
当时，与乌克兰等产粮国的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赫岑道夫上台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制订了一份推翻乌克兰政权的军事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如果谈判以失败告终，就要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来控制乌克兰等产粮国
显然，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赫岑道夫上台之后，不但立即终止了军方的愚蠢行为，还首先访问乌克兰，直接向乌克兰总统出，如果乌克兰拒绝向德意志第二帝国出口粮食，那么德乌关系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且他也无法阻止事态恶化
当然，赫岑道夫也给乌克兰总统带去了一份礼物
这就是，只要乌克兰肯在粮食贸易中做出让步，即接受德意志第二帝国出的贸易支付方式，他将保证在任期之内结清所有款项，并且偿还所有欠债，确保乌克兰不会在粮食贸易中遭受损失
赫岑道夫的保证，为他赢得了三年时间，即德乌签署了三年的粮食贸易协议
事实是，赫岑道夫最需要最为欠缺的就是时间
更重要的是，对他推行的改革来说，三年显然不够别的不说，德军就不可能在三年之内从巴尔干撤军
此外，赫岑道夫的改革也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做个简单的比喻，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像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一公里的速度行驶的汽车，而赫岑道夫就是这辆机车的驾驶员，就算他已经踩下了刹车，汽车也不可能立即停下来，更不可能马上调头行驶
赫岑道夫已经踩下了刹车，但是汽车在惯性的作用上，依然在向前行驶
这就是，在赫岑道夫努力推行改革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仍然在奉行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基本国策
在此影响下，帝国的军备开支依然居高不下
做为政治家，赫岑道夫非冲楚，帝国的军备计划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如果他立即拿军备开刀，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有数万帝**人，还有那些在军备建设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军火集团
显然，得罪了这些利益集团，赫岑道夫的政治生命也不可能长久
改革不是革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赫岑道夫不敢猛踩刹车，需要足够多的时间让帝国战车停下来
问题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让帝国战车很难停下来
与之相矛盾的是，严重的国内环境，需要这架战车立即停下来，不然内部矛盾总爆发就足够让这辆战车解体
不可否认，赫岑道夫做了很多努力，甚至算牺牲帝国的战略核力量
可惜的是，他做的努力还不够，或者是在当时条件允许下做的努力还不够，帝国战车仍然在继续向前
对赫岑道夫来说，进行改革除了需要来自国内的动力之外，更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九八六年底，在访问了乌克兰等盟国之后，赫岑道夫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当时，这次访问被新闻媒体成为中德外交关系的破冰之行
只是，其实际意义并非这么简单欢迎您来，
第二百四十六章 核裁军
赫岑道夫访华，主要目的就是缓解紧张的冷战局面。
问题是，赫岑道夫的对手不再是没有军队北京的郭明善，而是在一九八五年成为总统的顾祝同。
这个大背景，注定了赫岑道夫要想获得完成改革所需的时间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趣的是，虽然赫岑道夫不是第一个道访北京的帝国首相，却是大战后第一个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帝国首相。
在他之前的三十五年里，没有一位帝国首相正式访问过中国。
仅此一点就可以被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了。
问题是，在北京，赫岑道夫除了受到热情款待之外，要想获得其他好处，就必须拿出诚意来。
当然，赫岑道夫的目的也是缓解紧张的军备竞赛。
在访华期间，赫岑道夫正式向顾祝同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想法，即从削减核武器着手来促成全面裁军。
对赫岑道夫的提议，顾祝同表示了欢迎，却没有做出太大的让步。
当时，赫岑道夫提出等比例削减核武器，而顾祝同则坚持应该等量削减核武器，而这两种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前面已经提到，德意志第二帝国通过立法，把核武器的总量限制在一万四千件以内，而中国却没有类似的立法。在赫岑道夫访华的时候，中国拥有二万六千件核武器，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两倍。
也就是说。如果等比例削减的话，那么中国需要销毁更多的核武器。
相反，如果等量削减的话，中国能够保留更多的核武器。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要想维持有效的战略威胁力量，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核武器，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数量。而不是绝对数量。
原因就是，核威胁理论本身就是相对的，而且与核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核武器刚刚诞生的时候。其主要打击对象是敌对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即核武器被当做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用。随着核武器的数量增加。以及运载工具的投掷精度提高，核武器的应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七零年代末，中德的核战略中，打击对方城市成为次要任务，核武器的头号任务是打击对方的核武器，即以摧毁对方的战略反击力量为主要目的。
在这方面，中国的核战略体现得最为明显。
顾祝同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中国的核武器投掷工具得到了大发展，一大批精度极高的运载与投掷工具相继问世。比如在一九八三年定型的“捍卫者”型洲际弹道导弹，不但具备公路与铁路机动发射能力。能够同时运载十枚当量可达五十万吨的核弹头，以及高达一万一千公里的最大射程，还拥有五十米的命中精度。又比如，在一九八四年开始量产的“神针”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其最大射程达到一万二千公里。最多能够运载十二枚当量可达二十万吨的核弹头，其命中精度在九十米左右。
这些先进的运载与投掷工具的问世，把中国的核威胁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
得直接一些，如果中德爆发全面战争，那么承担首次打击重任的肯定是“捍卫者”与“神针”导弹，而且这两种导弹的打击目标肯定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略导弹发射基地、轰炸机基地、战略潜艇基地。以及处于公路部署状态的战略弹道导弹、已经出海巡逻的战略核潜艇。
极高的命中精度，赋予了这两种弹道导弹极强的摧毁能力。
按照中**方的估计，在达到了额定采购数量之后，“捍卫者”与“神针”能够在首轮打击中摧毁德意志第二帝国百分之九十的核力量。
如此一来，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要想保持足够的威慑能力，即具备在遭到突然打击之后发起致命反击的能力，就必须保留足够多的核弹头，确保仅用其中的十分之一就能够给予中国毁灭性打击。
当然，奉行反击战略的核威胁政策，其反击目标肯定是大城市。
如果以人口二十万为基本打击标准，对人口规模达到一百万的城市使用三枚核弹头，对人口规模达到五百万的城市使用五枚核弹头，对人口规模在一千万以上的城市使用八枚核弹头，那么在一九八六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至少需要用三百枚核弹头发起反击。把核弹头的可靠性算上，则需要准备三百五十到四百枚核弹头。如果以人口十万为打击标准，德意志第二帝国则需要用五百枚核弹头发起反击。
这个数量，决定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武库规模。
也就是说，即便进行核裁军，德意志第二帝国都需要保留三千到五千枚核弹头。
再少的话，德意志第二帝国所拥有的反击能力就不足以对中国构成致命威胁，也就无法遏制中国发动战争的企图。
显然，如果按照顾祝同提出的等量裁减方法来削减核武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处境就相当不利了。这就是，如果双方同时削减一万一千枚核弹头，那么德意志第二帝国保留的核武器就无法对中国构成致命威胁，而中国保留下来的一万五千枚核弹头则足够把德意志第二帝国摧毁数次。
事实上，即便是等比例裁减，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这就是，只要裁减比例高于百分之七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力量就会动摇，而中国受到的影响却不够明显。
当然，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等比例裁减肯定要比等量裁减更有利。
在赫岑道夫访华期间，中德双方的领导人只在核裁军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没有谈论裁军的细节问题。
只不过，如果没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核裁军肯定无法启动。
此后，中德就核裁军进行了十多次谈判。
到一九九二年，在经过了六年的艰苦谈判之后，双方签署了第一份核裁军协议，而这也是冷战期间的第一份核裁军条约。
按照该条约规定，中国将在条约生效之后的五年之内，销毁所有“捍卫者”型战略弹道导弹，仅保留三百五十枚“义勇兵”型战略弹道导弹，而且每一枚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三个；在条约生效后的十年之内，中国将削减除十六艘“辽宁”级之外的所有战略核潜艇，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减少到三百八十四枚，且每枚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不得超过十个；在条约生效后的五年之内，中国将销毁所有携带核弹头的陆基巡航导弹，以及射程超过三千公里的空射巡航导弹；在条约生效后的十年之内，中国将把可用于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轰炸机削减到一百二十架，且由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一千二百枚；条约中规定销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