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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只是，中国的金融业并不发达，而且也没有足够优秀的金融人才。
正是如此，在英国战败之后，中国当局才会专门派人去英国收罗人才，特别是金融方面的人才。
只是，取得金融霸权。远比打赢一场战争困难得多。
在上海的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上，中国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国家支持。关键就是，大家都知道让华元成为全球唯一流通货币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而中国却并没有开出相应的条件。
结果就是，到曼谷首脑会晤的时候，刘伯恩不得不亲自提出这个问题。
可惜的是，在首脑会晤上。刘伯恩也没有得到多数同盟国成员的支持，反而遭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的质疑。
这就是。中国在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的情况下，凭什么获得金融主导权？
到这一步，中国当局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文章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帮助所有国家在战后进行重建的“世界经济复苏计划”被提到上了中国当局的议事日程。
在该计划中，任何国家都有资格成为受援国。
只是，并非所有国家的受援级别都一样。
有趣的是，这个对战后世界秩序影响极其深远的计划。并没有由政府负责，而是由军方负责。
事实上，这也是国防部在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个计划中，顾祝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国防部宣告成立之后，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海军事务副部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职务，在国防部正式组建之后，这个职位将被撤消。取而代之的是总参谋部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也就是说，这个职位本身只是为了在国防部成立之后推动军事改革。当时总共有四位军种与兵种事务副部长，其职责都一样，即在国防部的领导下推动军事改革。
在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的情况下，顾祝同首先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
事实上，让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工作，主要原因就是。同盟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巨额战争债务，而中国是主要债权国。
根据中国当局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资料，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战争债务总量高达四千六百亿华元。而中国的战争债务只有不到一千亿华元，因此中国是三千多亿战争债务的债权国。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以一九五零年的币值，三千六百亿华元相当于一万四千吨黄金。
也就是说，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净债务，需要用一万四千吨黄金才能抵偿。
显然，这超过了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偿债能力。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的同盟国集团成员国中，黄金储备最多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共不到两千吨，其次是储量接近一千吨的意大利，而其他所有国家的黄金储备量都在五百吨以内，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总量不到一万吨。
显然，如果中国不减免部分战争债务，那么同盟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就会被压垮。
至于经济发展，就只是水中望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减免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务是推动世界经济在战后复苏的主要动力，也是必要手段。
问题是，这等同于中国替其他国家承担了债务。
显然，要让中国政府来偿还这么巨大的债务，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要知道，即便到大战的最后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不到两千亿华元，而且赤字占了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没有偿还能力。
这下，问题严重了。
要知道，中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债主，债权实际上在中国企业手里，如果债务国不肯偿还、或者是无法偿还，那么就得由中国政府来偿还。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国政府也无力偿还的话，除了政府会破产之外，中国的经济也将遭受重创。
白了，如果不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仅仅是减免其他国家的债务，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那些获得了债务减免的国家，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好处。要知道，战后的世界经济必然以中国为核心，而中国的巨大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将是其他国家企业的主要目标。如果这个市场消失了，进入了持续衰退期，那么全世界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显然，减免债务，只是一个说法，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如何来抵消掉战争债务。
原因很简单，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必然会引发经济问题，而各国的战争债务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此巨大的消耗等于稀释了社会财富，如果依然采用战前的方式来处理，肯定无法解决问题。
正是如此，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牵头。
要知道，只有中国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全世界都得面对的难题，如果中国不在这个时候牵头，那么任何关于经济复苏的努力都等于白费。
显然，顾祝同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曼谷的首脑会晤上，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长聚集一起，召开了第二次全体财长会议。
这次，中国财长明确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齐心协力的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帮助中国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不然中国政府将在替他国偿还债务的时候破产。
显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白了，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破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将无法兑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动荡，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显然，在战争结束时候，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一个可以让企业获得发展机会的经济环境，而这一切都系于中国当局。
结果就是，在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大部分国家的财长接受了中国财长的建议。
两个月之后，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在中国苏州的一座封闭式园林里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战后的金融秩序。
可以说，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在该会议上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也被称为“苏州园林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在战场之外，取得的最为重大的胜利。
原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就是，华元是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而其他货币全部与华元挂钩，采用固定汇率，因此货币间的结算将以华元为基准。
白了，就是黄金不再具有贸易结算的功能，华元将取代黄金，成为具有储备价值的全球硬通货。当然，中国也得为此做出担保，即华元与黄金的比较为单一的，任何国家都能够用华元在中国兑换黄金。
看上去，这是一种合理的体制。
要知道，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黄金储备量从战前的不到两千吨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余吨。增加的筹备中，有部分来自同盟国集团成员国，不过绝大部分来自战败国。根据中国政府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资料，日本在战败的时候，有大约一千吨黄金被运往中国，而美国在战败的时候，其储备的将近一万一千吨黄金全部在一个月之内被运到中国。
问题是，与巨大的经济总量比起来，中国的黄金储备根本算不了什么。
显然，这也正是“苏州园林体系”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弊端。
第六百一十八章 短暂的繁荣
“苏州园林体系”不是顾祝同的作品，而是英国人罗杰斯爵士的杰作。
只是，这套金融体系的核心是确保华元在世界金融中的霸权地位，即通过让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而其他货币全部与华元挂钩，来保证中国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中所拥有的霸权地位。
显然，这套体系并没有对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秩序做太多的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决定了“苏州园林体系”是一个短命的金融体系，其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
只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苏州园林体系”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在大战结束的时候，根本没有其他金融体系能够解决战争所带来的问题，即巨大的战争消耗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
要知道，如果把世界做为一个整体，那么战争就是纯粹的消耗，投入战争的每一份钱都被消耗掉了，而且不会产生任何回报。问题是，人类文明的经济体系本身是一个能够产生回报的生产与消费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当战争所占用的资源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那么战争就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可以说，这场大战已经从根本上毁灭了战前的经济环境。
巨大的战争消耗，让所有国家都不堪重负，即便是中国，其经济环境也不比其他国家好多少。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战争很快就将再次降临。
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其他的解决办法。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提出过，应该让战败国承担战争赔款，以此让战胜国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白了，就是让战败国来填补战胜国的战争消耗。
问题是，这只能解决战胜国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战败国的经济问题。而战败国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是世界经济恢复正常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显然，这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将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向战败国索要赔款。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没有任何帮助。
要知道，法德关系在战前迅速恶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德意志第二帝国不肯放弃法国的战争赔款，而全球性经济危机又让法国无法支付赔款，使得法国当局只能在经济崩溃与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正是如此，在英国战败之前，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就在赔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战败国不支付战争赔款。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接受战胜国的全面改造。
当然，赔款解决不了经济上的问题。
可以说，要想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说白了，这就是用金融手段来赖掉战争欠款。
在大战爆发前，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有固定的兑换比例，并且又此形成了货币间的兑换比例。如果这套体制维持下去。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
在“苏州园林体系”中，与黄金挂钩的就只有华元。
也就是说，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掉战争债务问题。
这就是，中国中央银行发行足够多的华元。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如果发行的华元超过了中国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那么华元就将破产。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中国中央银行把储备的黄金全部拿出来，也无法兑换在市场上流通的华元。
只是。这个问题不会立即浮上水面。
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在战后都要进行重建。因此需要大量货币。此外，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也需要更多的流通货币，因此对硬通货的需求将急剧增加，而华元就是战后的硬通货。即便在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