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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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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这本就是滔天大罪。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是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第二节 大明第一文学家

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做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灼见,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

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第三节 洪武朝的敏感词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

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耿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文!)的知识分子(“人!)死于(“书!)朱元璋的文字(“屋!)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

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

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

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被他认为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zhù)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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