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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九章 冤案
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郑士利的直言】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