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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好大喜功，后来将金川之役自诩为“十大武功”中的首功。对于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小舅子傅恒，已晋封他为公爵，没有更高爵位可以晋封，他只好另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壮其仪威。他还同意莎罗奔之请，同意在刮耳崖下建祠供傅恒长生禄位。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不敢受用。乾隆帝见他固辞，专门颁发谕旨，认为对傅恒的褒奖，“实出至公，且具有深意”，而且评价傅恒征金川之功，“与当年岳钟琪之树绩青海，大学士鄂尔泰之绥靖苗疆”完全等同。因此，他在颁发这份长长谕旨的末尾命令道：“所赐大学士、公傅恒照宗室公式之朝帽顶及四团龙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率大军返抵京师，乾隆帝命皇长子率诸位亲王大臣到郊外，给予高规格迎接犒劳。不久，敕令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春秋官为其举行祭礼。并追谥傅恒父亲李荣保“庄恪”谥号，在东安门内赐地修建傅恒府第。
傅恒勇于任事，善于任事，而且虚怀若谷，有功不居功，赐爵不受爵，给赏不领赏，乾隆帝打心眼里赞赏。如此给皇上长脸的小舅子，皇上哪能不宠信！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部发生内讧。乾隆帝乘机发兵，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当时，满朝文武，坚决拥护这一策略的只有傅恒一人。后来乾隆帝称赞：“西旅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克伊犁，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一举俘虏。当年六月，准噶尔之乱被清军平息。乾隆帝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曲高和寡，文武百官均不支持，投赞成票的独有傅恒，对这位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的大臣非常欣赏，而且充满感激之情，特地颁谕，再次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获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实属殊典旷恩。对此，傅恒上疏力辞，并向皇上当面恳陈辞谢之意，再三再四，说到动情之处涕泪俱下，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为过分”，执意谢绝再赐他一顶公爵桂冠。乾隆帝察傅恒表现，认为其“信出至诚，实将来可以永承恩遇之道”。不能让谦逊者吃亏，乾隆帝仍下令对傅恒“从优加等议叙”。部议将傅恒加赏六级。不久，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乾隆帝特赋御诗一首，盛赞傅恒功勋：
世胄元臣，
与国休戚。
早年金川，
亦建殊绩。
定策西师，
唯汝予同。
侯不战，
宜居首功。
在连续三次征缅战争失败、统兵主帅一一丧命的情况下，傅恒再次受命，顶着兵败帅殒的死亡气息，挂帅统兵，驰赴西南前线。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新任云贵总督刘藻乃一老儒，不识事体，调兵遣将与缅军作战均不得法，屡吃败仗。翌年二月，乾隆帝命撤掉刘藻总督之职，将他降补为湖北巡抚，总督之职由历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并拜东阁大学士的杨应琚担任。年逾七十的刘藻经不住丢官降职的打击，“自刭不殊，宛转于戕榻间，七日乃死”。杨应琚上任后发动反击战，收复被占边地，这场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已告结束，他本不想进一步讨缅，使战争升级。但其一些部属立功心切，低估缅军力量，蛊惑主帅对缅开战，未经乾隆帝颁谕，就发动了征缅战争。结果兵败失地。杨应琚心神恍惚，旧病复发倒下，以致对部属违败为胜、虚报战果的行为毫无察觉，稀里糊涂地向乾隆帝报捷。远在万里之遥的乾隆帝“按图详阅”，反而将其中错谬识破。乾隆帝对此非常恼火。本来，天朝大国征服不了区区缅甸小国，就已让他窝火，现在滇缅边界纠纷不仅未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杨应琚竟然虚报蒙蔽、负恩欺罔，“大出情理之外”。这令他龙颜震怒，下令将杨应琚调回京师调养，命伊犁将军明瑞继任云贵总督，发动第三次征缅战争。杨应琚返京不久，乾隆帝命其自尽。明瑞用兵有方，取得蛮结之役大捷。但清军胜而轻敌，长驱直入，一度攻入缅甸心脏地带，距其都城阿瓦仅七十里。但由于军械粮饷缺乏保障，兵疲马乏粮尽，敌都在前，清军竟然无力攻城。缅军乘机发动反攻，清军节节败退，明瑞在小猛育突围战中多处负伤，自缢而死，第三次征缅战争宣告失败。乾隆帝觉得大丢脸面，异常震怒，誓雪丧师辱国之耻。
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赴西南边地永昌实地考察后，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提出征缅有办马、办粮、行军、转运、适应“五难”，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可操”，不宜继续对缅动武。乾隆帝对不领会圣意的舒赫德严厉训斥，革去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降补福建巡抚。
低调贵戚（4）
高冕
乾隆帝谕示，“筹办进剿缅匪，一切机宜紧要，必须重臣前往调度”。何人堪当重任？乾隆帝高坐龙廷，反复审视度量，目光最后还是落在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身上。
傅恒就是在刘藻自刭、杨应琚赐死、明瑞自缢，三位云贵总督相继身败命裂，新任云贵总督翻身落马的情形下，执掌征缅帅印，拂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早春二月的寒风，踏上西南征程的。
傅恒于三月入云南。四月抵达边城腾越。在乾隆帝心目上，傅恒是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不负重托，办事用心，进军迅速，乾隆帝十分满意，并期望他征缅得法，扬武威、宣仁德。为此，他特赐傅恒扇子一把，并在扇面亲书御诗一首，谆谆叮咛：“炎徼炽烦暑，军营区画频。大端应释记，细务不辞亲。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勖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傅恒愈感责任深重，尤其是“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足见皇上对自己倚眷之隆。他倍加用心，经仔细研究勘察，不仅找出了明瑞兵败的症结，并且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个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许多参天大树，其中昼楠、夜槐两种树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无瘴，是个造船的好去处。他一边命其子傅显率清军三千、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赶造战船，一边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正合圣意，乾隆帝大喜，给予充分肯定：“至于造船一事，水陆并进，实征缅最要机宜。”特别对造船巨木、造船佳地独为傅恒发现之事，大加赞赏，“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竟尔便于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乾隆帝意犹未尽，还赋诗《造舟行》盛赞傅恒。
当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兵发腾越，对缅发动突袭。初战告捷，乾隆帝十分高兴，赐给傅恒三眼孔雀花翎。傅恒上疏，坚辞不受重赏。此时，缅甸正值收割季节，对清军进攻猝然不防。清军深入猛拱、猛养二千余里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因为气候恶劣、烟瘴弥漫，清军运粮困难，官兵多有病倒。九月，野牛坝战船造成，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十月，攻克前被缅军攻占的军事重镇新街。十一月，进攻老官屯。该城位于金沙江东岸，南通缅甸都城阿瓦，是缅甸都城的北方屏障，是由北往南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易守难攻，缅军设立木寨、水寨，据险坚抗。去年清军在这里吃了钉子，久攻不下，被拖累拖垮。傅恒调集清军主力猛攻二十余日，炮击、火攻、挖地道爆破，各种战法都用上，就是拔不掉这颗钉子。因这一带成天烟雾缭绕，湿度很大，水土恶劣，清军特别是久居北方的满洲兵身体很不适应，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呜呼。在疫病可怕袭击下，清军原有水陆军三万一千余人，死亡过半，遭受重创，仅幸存一万三千余人，连傅恒之子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重要将领，均被恶性传染病夺去生命。主帅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未被缅军打败的清军，在一场恶性传染病面前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
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深知这次征缅战争并未取得乾隆帝预期的结局，自己作为主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上疏向皇上请罪：“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没有将傅恒当做替罪羊，积极为他开脱责任：“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是非，朕当首任其冲，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昔皇祖于吴三桂一事，谕令廷臣集议，而主撤藩者，唯米思翰、明珠数人，后逆藩抗命，众皆归罪议撤之人，皇祖谕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委过于人？’大哉圣言，足为万世法守。傅恒此事即可援以为例。前于傅恒收服猛拱时，曾赐三眼花翎以示褒宠，傅恒恳俟功成后再用。今既未经克攻贼巢，前所赐翎即着缴回，仍用伊原戴之翎。”皇上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心良苦地援引祖父康熙帝与米思翰、明珠等执意撤藩的先例，朝臣们自然也就息人宁事，不敢贸然攻击傅恒。身为首辅、贵戚的傅恒充分回收谦逊低调的好处，既未受辱，更未夺命，避免了那些侍宠骄狂的贵戚一旦失足便从云端跌落的悲惨结局。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驻虎踞关。翌年二月，班师回朝。三月，带病赶赴天津觐见正在当地巡幸的乾隆帝。乾隆帝迟迟未见期待的缅王屈服求贡的表文，很是窝火，本想斥责傅恒撤兵过于草率，但看到傅恒重病缠身，不忍将他治罪。两个月后，傅恒病情恶化，乾隆帝几乎每日派人去看望，并好几次亲临慰问，关怀备至。然而乾隆帝浩荡关爱，未能挽留宠臣的生命。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心膂之臣英年早逝，乾隆帝“深为震悼”。盖棺定论，乾隆帝对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他谦虚之风特别赞赏：“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乾隆帝将悲痛寓寄于对他的高规格治丧中。他命户部侍郎英廉负责承办傅恒丧事，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赏内帑五千两治丧，允其入贤良祠，赐祭葬加礼，赐谥号“文忠”。乾隆帝还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赋诗举哀，留下“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的诗句，既对傅恒的高度评价，又充分流露痛失宠臣的内心哀痛。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