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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招安，鸷伏谷城
张献忠和李自成在凤阳城下翻脸，李自成和高迎祥西去，张献忠继续向东，围庐州、舒城，攻桐城，陷庐江，屠巢、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在遭到明军堵截后，才折而西向入关中，再度与高迎祥合股。
不久，高迎祥与张献忠东出中原，李自成则西进，连续取得了击杀艾万年、曹文诏的胜利。
但再度东进中原的高迎祥和张献忠，却不那么幸运。他们遭到了明将左良玉、祖宽的迎击，损失惨重，两人分头转移，高迎祥从此走上败亡之路，在不久后的黑水峪之战中被孙传庭俘获，押送北京凌迟处死。张献忠的活动也陷入低谷。
随即，湖广巡抚卢象升被崇祯抽调北上，湖广一带明军压力骤减，张献忠和罗汝才等部又活跃起来。
崇祯十年初，杨嗣昌被崇祯启用为兵部尚书，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作战计划，十月，该计划正式启动，各路明军开始协同围剿。
张献忠在河南、湖广之间也遭到重大挫折。他假冒老对头左良玉部的旗号奔袭南阳，屯于南关。恰巧左良玉本人率部经过，听说附近居然有一支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左良玉部队”，知道是碰上李鬼了。左良玉“疑而急招之”，张献忠知道瞒不过去，急忙逃跑，但左军已经围攻上来了。
战斗的结果，张献忠军受到重创，本人也负了伤，差一点被左良玉俘虏。有说是被明将罗岱箭中额头，也有说是身中两箭，额上被刀伤——反正从此张献忠额头上多了块伤疤。
当时各路农民军大多遭到沉重打击，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张献忠退到湖广后，知道当年的大恩人陈宏范已升为总兵官，正在湖广，属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麾下。张献忠遂派人向陈宏范求降，请求“杀贼自效”。陈宏范本对张献忠有好感，加之又是奇功一件，自然乐意替他向熊文灿疏通。
这位熊文灿总理，原是靠招抚海盗起家的。他招抚过谁呢？最著名的，是中国史上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
郑芝龙早年投身海盗，并曾偷渡日本。那时候中国人肯去日本，人家欢迎还来不及呢，谈不上违法——还娶妻生子，对，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后来，他接受了时任福建巡抚的熊文灿的招抚，成为大明朝的将军。后又因商业纠纷，和曾同为海盗的刘香火并得胜——当然，这些都成为了熊文灿的“政绩”。
虽然挂着大明朝海防游击的牌子，但郑芝龙先生实实在在是位集海盗、走私大鳄、台湾的保护人、国际贸易商兼东北亚海上治安维护者于一体的多面角色，号称“闽海王”。为了获得官方的默许，他将源源不断的保护费收入提成送到熊文灿先生的府库中，所以熊先生相当有钱，并进而认为“招抚”是一种非常互利的剿匪措施。
当然，这些钱熊先生自己是用不完的，所以就在朝中广结善缘，顺带推销自己的“剿匪”心得。连崇祯皇帝也从太监那里听说了他的好名声，杨嗣昌一推荐他当总理，皇帝就同意了。
张献忠既然要“求抚”，当然是要按郑芝龙的先例办的。不过即便这样，也不太容易消去皇帝的愤怒——毕竟张献忠挖过崇祯的祖坟啊！
不过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首先，凤阳皇陵被掘时，地方官怕担更大的责任，只含含混混告诉皇帝说仅是皇陵附属建筑物被烧，而没有报告陵墓被掘。
其次，张献忠手下，恰好有位老兄姓薛，更凑巧的，当朝内阁首辅薛国观也姓薛。无巧不成书的是，两个人是老乡，而且张献忠手下这位薛将军，还是薛首辅的子侄辈。所以，只要肯花钱，是能够买动薛首辅为张献忠说话的。
张献忠确实花了不少银子，估计怨气不会小。以至于三百多年后，还借姚雪垠先生之手笔骂道：“妈妈的，把老子几年的积蓄快挤光了！”
不过“招抚”终究还是谈成了，张献忠顺手占据了谷城附近的地盘，号称要从良。
但也不是所有的明朝官员都相信张献忠是真心投降。
巡按御史林铭球、襄阳分巡道王瑞旃和左良玉三个人商量，准备趁受降之机把张献忠抓起来，熊文灿怕这帮家伙坏了他的声名，没有同意。更关键的是，他怕激变其他已受招抚的农民军。
熊文灿只肯给张献忠两万人的粮饷，可张献忠非说自己有十万“壮士”，请十万人的饷——也难怪左良玉要不乐意：俺是立了战功的正规军，还没发这么多粮饷呢！他张献忠，一个打了败仗的“流贼”，他凭什么？
于是张献忠借口部队吃不饱，拒绝协助明军去讨伐其他“流贼”。但他在谷城还算规矩，娶了个生员的妹妹做老婆，部队也不扰民，看起来像是安安分分过日子。
可是还是有人不放心。
湖广巡抚余应桂致书熊文灿，说张献忠必反，应该及早除掉——可不巧得很，这封信给张献忠截住了。于是张献忠向朝廷大哭大闹，说自己是真心投降，可现在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心灵受到了创伤。
碰巧这位余应桂先生，先前还弹劾过现在的大红人杨嗣昌的老爸，前三边总督杨鹤。所以杨嗣昌肯定落井下石。于是余先生被罢职充军，从此再没人敢轻易说张献忠的不是。
张献忠的胆子越发大起来，甚至有谷城居民报称，见到他和著名流贼李自成，鬼鬼祟祟地在一起喝酒，似乎还商量一些不法勾当。
据说还送了些军用物资给李自成。
不管怎么说，反正到了崇祯十二年的五月，恢复了元气的张献忠又重新造反了。他杀掉了谷城知县阮之钏，还把大恩人陈宏范派来负责监视他的两个将官裹挟走了。
更缺德的是，他居然在墙壁上写了一本账目。谁收过他的钱，哪年哪月哪日，收了多少，一条不落。据说只有和左良玉密谋要暗算他的王瑞旃，没有收过他一文钱。
张献忠这辈子，数这件事儿做得最有气魄。
三、在湖广四川游走的岁月
得知张献忠复叛后，罗汝才、李自成等各股纷纷重出江湖，一时湖广一带风声鹤唳。
他们在罗猴山、香油坪两地击败明军，取得了大胜。但随即又被缓过气来的左良玉打败，李自成辗转进入河南，在那里开辟了新天地；而罗汝才则和张献忠短暂合股，在湖广一带打游击，两人因为意见不合分手，罗汝才北上依附李自成，而张献忠继续留在原地活动。
杨嗣昌见事态恶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自请出京督师“剿贼”。他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全权指挥前线明军。
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师，也取到了一些效果。崇祯十三年二月上旬，左良玉与张献忠在今四川万源附近的玛瑙山展开了一次大规模会战，张献忠大败，连老婆小妾都丢给左良玉了，高参潘独鳌也被俘虏。
杨大人将这帮高级俘虏都关押在襄阳城里。
但左良玉这时候闹情绪了。本来，杨嗣昌以左良玉不大听从命令，想以贺人龙接替他当“平贼将军”，给贺将军的招呼也打过了，可左良玉突然打了个玛瑙山战役，还获得大胜——这就让杨嗣昌为难了。
于是给贺人龙的承诺延期，时间待定。贺人龙绰号叫作“贺疯子”，自然行事有些极端，竟索性跑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左良玉。
左良玉正在生闷气呢，张献忠的说客来了：有我张献忠在，朝廷才会器重你左将军，你今天消灭我，明天你自己就该倒霉了。左良玉想想也对，“心动，纵之去”。从此，杨嗣昌更招呼不动左良玉。
张献忠等愈发猖獗，居然敢做歪诗讽刺杨阁部：“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蜀碧》上说得更有意思，“嗣昌在重庆，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斩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湢，遍题有‘斩阁部头来者赏银三钱’。”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脑袋开价——连倭寇的脑袋都值三十两银子呢！
杨阁部对此非常生气。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玛瑙山之战的那帮高级俘虏。
襄阳知府王承曾年富力强，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但年轻人太不注意影响，每天晚上都跑到狱中找张献忠的老婆敖氏，小妾高氏单独谈话，据说是审问“贼中情形”——这两个女人显然知道张献忠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秘密。这一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通过直接摸索第一手资料，王知府掌握了不少“贼中情形”。
但瓜田李下，难免有所嫌疑，《明史》记载说他“与献忠二妻笑语”——看这意思恐怕不是想说知府大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犯人具有亲和力。所以《明季北略》干脆说他“渔色”。
同样做了俘虏的高参潘独鳌先生，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能力。他作为谋逆重犯，在狱中居然可以不戴镣铐，随便走动，可以和一干俘虏人犯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还可以和外面的人随便通信联络。据说只是请朋友送些银子来打点——看起来似乎也不违法。
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也看不惯了，发公文提醒王承曾加强戒备，王大人一笑置之：他张献忠难道能飞过来？
崇祯十四年的二月四日夜，有二十八名骑兵自称是杨嗣昌派来的差官，手里拿的军符也合得上，守城的官兵就放他们进城了。这二十八个人进城后，四处活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城中各处失火，喊杀声四起。
住在牢里的潘独鳌和几百个俘虏也拿着家伙冲到街上，攻击要害部门。喜欢夜审女犯的知府王承曾大人到底年轻，身手敏捷，率众夺门逃走，据说逃回了老家河南夏邑。
朝廷此后曾命逮治他，但天下大乱，再没能找到这个人。他捅了马蜂窝，而自己还能全身而退，这在如此乱世是很难能可贵的本事。
天明时分，张献忠率军赶到襄阳城，顺利拿下城池，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张献忠坐在襄王宫里，还请襄王喝酒，客客气气地说了一通祝酒词：“我欲断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裨嗣昌以陷藩服法。王努力饮此酒。”我想要杨嗣昌的脑袋，但他隔得远，不好拿。只好借用一下您的脑袋，让崇祯用“陷藩”的罪名杀他了。
努不努力，襄王这时候也喝不下什么酒了——还有找人借脑袋的？他随即被杀，尸体也被大火烧掉。
襄阳是杨嗣昌的后勤补给基地，左良玉军的辎重——确切地说是这么多年来从张献忠手里缴获的财物——也存放在襄阳城里，这回张献忠连本带利地收了回去。
这时距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死福王，相距不到半个月。杨嗣昌本已积劳成疾，听说这些消息后，更觉不堪，于三月初在沙市自杀。
而同样负有责任的左良玉，则因为兵多势大，朝廷怕激变，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了处罚，从此，方镇大将拥兵自重成为通行的惯例。
张献忠虽然攻下襄阳，但由于玛瑙山的战败，实力依然很弱，在八月中，他又在信阳被明军击败，自己大腿中箭，还遭到丁启睿与左良玉的猛追，最后被迫带着几十个骑兵逃去依附李自成。
史料记载说，他们这次聚会又闹了别扭，李自成甚至想杀掉张献忠。幸亏一向以“贼不杀贼”为口头禅的罗汝才从中劝阻，双方才化解了矛盾。
李自成资助了张献忠五百骑兵，让他重回湖广，牵制明军。此后李自成又两次攻打开封，明朝尽全力解开封之围，张献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