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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军队心目中，戚凯威就是不败的战神。
不管是谁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要戚凯威是中国中东军团司令，阿拉伯国家就能看到胜利的希望。
问题是，在大陆战场上，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分歧依然非常明显。
十二月上旬，总参谋部召开了五次参谋长会议，黄瀚林都来了两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向俄罗斯宣战。
毫无疑问，戚凯威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俄罗斯入侵伊朗之后，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牧浩洋则认为，还没有到向俄罗斯宣战的时候，而且中东、印度洋与太平洋方向上，牵制了大量作战力量，如果再增添一个主要方向，就会出现严重的兵力缺口，而且在补给保障上也会出问题。
母祁铁较为倾向于牧浩洋，只是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庞跃龙肯定支持牧浩洋，因为陆战队的兵力都已用上了，而攻打迪戈加西亚与吉布提的战斗还在规划之中，他一直认为应该从陆军抽调部分部队，增强陆战队在印度洋上的进攻力量。
由此可见，军队内部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兵力不够。
事实上，真正欠缺的不是兵力，因为戚凯威认为，在前半年，只需要投入四个主力集团军就能取得重大胜利，半年之后第一阶段动员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也就不会存在兵力不够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在军队后方，即后勤保障。
要知道，中国刚刚开始战争动员，各方面的工业生产都在重新规划之中，而且部分工厂因为内迁还停工了一段时间，军事物资的生产效率还没有提上来，作战消耗却很大，根本无法为一场大规模战略进攻提供物资保障。
这也正是牧浩洋反对向俄罗斯开战的主要理由。
可惜的是，黄瀚林支持戚凯威，而且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只要俄罗斯入侵伊朗，中国就应该立即向俄罗斯宣战。
黄瀚林的理由只有一个：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有义务捍卫其他弱小国家。
虽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牧浩洋却不能直接反驳，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是道义上的问题。
大战爆发后，中国就一直站在正义的一方，而且得到了广泛同情与支持。如果中国没有捍卫那些受到侵犯的弱小国家，而是任由超级大国肆意践踏国际道义，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支持将大幅度降低。
毫无疑问，黄瀚林宁愿承担军事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
不管怎么说，黄瀚林的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虽然在军事问题上，黄瀚林很少出面跟牧浩洋做对，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鲜明，即作为军人，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都应该服从政治决定。
这下，戚凯威的提议被提上了日程安排。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肯定会在年内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按照李明阳的估计，如果俄军得到了美军支持，伊朗很有可能在开战一周之后丢掉德黑兰。
这下，新的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稳住战线？
戚凯威坚决反对出兵伊朗，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铁路线，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第二块地面战场，而且这也会严重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既然海路已经打通，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他看来，把伊朗变成俄军的泥潭，反而更有价值。
要知道，伊朗有数千万人，而且国土面积并不狭窄，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伊朗人也较为好战。
这些因素，都应该得到发挥与利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他在大陆方向上的战略进攻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这次不但牧浩洋反对，连黄瀚林都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遭到入侵，中国陆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部队派过去，与伊朗军队并肩作战。至于围魏救赵战略，必须等到伊朗战线稳定下来之后。
在黄瀚林表明立场之后，戚凯威也不再坚持，也没有办法坚持。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当然，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
根据国际机构在二零五零年做的统计，印度的基尼系数为四点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高达五点八。
这个数据表明，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后的五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印度社会逐渐趋于稳定。
毫无疑问，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到大战爆发前，印度已经基本上恢复了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的创伤，成为南亚地区产值最大的工业国。
当然，这并不表明印度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与当初的中国一样，印度在工业化道路上也选择了类似的方法，即首先发展轻工业，以此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在完成了基础积累之后，再稳步发展重工业，最后才是向高端工业进军。
对印度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中国来说，这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获得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与产能巨大的工厂。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红利。
到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万亿元的货物，同时从中国进口数万亿元的产品。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成衣、生态农产品、家具与装饰品，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主要是工业机器、汽车、飞机、高端电子产品、新型船舶与工厂农产品。
频繁的双边贸易往来，已经使印度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不但建立起了轻工业体系，还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四千七百万吨。
虽然与真正的工业强国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同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八亿吨、美国为…二亿吨、俄罗斯为一点七亿吨、欧盟为二点四亿吨，连巴西与南非都超过了一亿吨。但是纵向比的话，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