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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重油的主要精炼产品中，最多的是沥青。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都是世界上基础建设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对沥青等建设物资的需求量非常大，也才因此与委内瑞拉建立起了紧密的经贸关系。
问题是，到了三零年代，这一情况出现了重大转变。
首先是，中国的基础建设规模开始缩小，特别是在城市化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把基础建设当成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换向了消费型，即以刺激国民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
其次是，随着可控聚变技术成熟，石油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价格也直线下降。虽然在化工领域，石油依然具有其他资源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而且中国一直在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对化肥等农用工业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在石油价格降下来后，中国根本没有必要从委内瑞拉进口太多的重油。
当这种经济层面上关系被削弱后，军事上的贸易往来也就失去了基础。
事实上，作为全球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当石油变得不那么值钱的时候，委内瑞拉的经济也就失去了主要支柱。
更重要的是，对委内瑞拉这种坚持反美的国家来说，只要经济出问题，国内矛盾就会浮上水面。
二零三三年，委内瑞拉爆发军事政变，随即转变为内战。
虽然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内战中，政府军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基础也遭受了致命打击。
内战结束的时候，委内瑞拉成了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紧接着，全球自然灾害爆发，委内瑞拉被彻底边缘化。
虽然从二零三八年开始，中国加大了在委内瑞拉的投资，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比如为前往委内瑞拉投资的企业提供担保保险，通过与委内瑞拉当局签署长期的贸易担保协议来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等等，但是没有十年、甚至二十年，委内瑞拉根本不可能成为拉美地区的强国。
说得简单一些，就算中国有心帮助，委内瑞拉也很难迅速恢复元气。
受此影响，委内瑞拉在中国的拉美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大大降低。对中国来说，委内瑞拉只是一个聊胜于无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委内瑞拉仍然坚持反美政策，而且扼守着南美北部地区的咽喉要道，总能给美国制造些麻烦。
进入四零年代，中国在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友好国家是古巴。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与古巴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虽然在美苏冷战期间，古巴奉行全面亲苏政策，导致中古关系大倒退，但是在美苏冷战之后，随着失去最大的靠山，古巴开始与中国接近。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与古巴的关系一直平稳发展。
直到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中古关系才进入了蜜月期。严格说来，应该是古巴把中国当成了新的靠山。
在对日战争之前，古巴在中国战略体系中的地位都不是很高。
原因很简单，古巴离美国太近了，而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美国依然掌握着巨大的战略优势，中国在古巴的任何战略性举措，都会刺激美国。别的不说，如果由此引发第二次古巴危机的话，中国将得不偿失。
直到二零三五年之后，准确的说是二零三八年之后，中美战略均势形成，中国对待古巴的政策才有所转变。
二零四零年，中国东印度洋舰队进行环球远航训练时访问古巴，可以说是标志**件。
当时，美国新闻媒体甚至认为，中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访问古巴是在挑战美国的底线，是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足以反映出当时的紧张局势。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舰队进行了三十多次环球远航训练，只有四次访问古巴，而且到访的都是驱逐舰与护卫舰，从没有派遣航母战斗群访问古巴，甚至从没让航母战斗群进入北加勒比海。
当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蠢到向古巴部署弹道导弹的地步。
只是，这次开辟先例的远航，已经表明了中国在古巴的立场。
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舰队又三次访问古巴，而且每次都有航母进入古巴港口。
根据后来披露的消息，中国当时已经向古巴发出了结盟信号。
只是，出于安全考虑，古巴当局没有做出回应。
这也很好理解，中国离古巴太远了，而且在大西洋上没有立足点，最近的海军基地还在印度洋上，到古巴的航线距离超过了六千海里，如果必须绕道好望角，在一万海里以上，根本保护不了古巴。更重要的是，全面销毁核武器之后，中国不可能向古巴提供战略保护，也就无法确保古巴不会遭到美国的军事入侵。如此一来，只要古巴在政策上有任何失误，就会导致美国发动战争。
当然，这并不妨碍中古两国间的正常交流。
在某些时候，古巴还能用行动试探一下美国，比如从中国引进几十架二手的J…22战斗机与几套防空系统。
所幸的是，中国在古巴的策略，也是以长远为主。
不管怎么说，古巴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即便发展壮大，也很难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反而会招致报复。更重要的是，如果中美全面战争在所难免，那么在战争初期，古巴基本上没有战略价值。只有战争局势发展对中国有利，到了战争中后期，古巴的战略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所作所为并不激进。比起美国拉拢俄罗斯，直接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即美国的地缘优势太明显了。
正是这种地缘环境上的差别，让中国领导人在为战争进行准备的时候，显得更加小心谨慎，所采取的措施也更加稳健。用黄瀚林的话来说，中国并不谋求在全面战争初期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而是应该做好更加长远的打算，以务实求稳的态度来面对挑战，以稳打稳扎的方式来迎接挑战。
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在二零四五年之后所有重大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百三十二章 临界点
第一百三十二章 临界点
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好几年，除了在二零四七年再次出任总参谋长之外，牧浩洋基本上没有遇到重大考验。
当时，在牧浩洋连任总参谋长的问题上，黄瀚林与黎平寇差点干了起来。
黄瀚林的意思是，改变总参谋长制度，由参谋长集体决策制取代总参谋长，即由陆海空与陆战队的参谋长组建参谋长会议，所有重大军事决策都得通过参谋长会议审议，而总参谋长只是临时头衔，由国家元首或者是高层领导会议在战争时期授予，和平时期则由四位参谋长轮流坐庄。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陆军与空军的拥护，陆战队也没有表示异议。
事实上，黄峙博制订的军事改革计划中，就包括这一部分，即由参谋长会议取代总参谋长，避免个人决策造成负面影响。
问题是，在黄峙博与腾耀辉担任总参谋长期间，都没能走出这一步。
当初，牧浩洋是以陆战队司令的身份出任总参谋长，却拥有海军大将军衔。
更重要的是，牧浩洋出任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与第二次印度洋战争有关，即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挥这场战争。
等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黄瀚林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他看来，至少戚凯威有能力顶替牧浩洋。
也正是如此，黄瀚林才会在二零四七年提出改革总参谋长制度。
问题是，黄瀚林的初衷不是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制度，而是要借此削弱总参谋部，让国防部掌握大权。要知道，国防部是国务院部门，虽然杜小蕾是国务院总理，但是黄瀚林的影响力更大。
说得直接一些，只要军事权回归国防部，就等于落到了黄瀚林手上。
也正是这个原因，担任军事领袖的黎平寇坚决反对废除总参谋长，而且提出了一个黄瀚林无法回避的问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而在总体指挥才能上，仍然没有任何人有能力顶替牧浩洋。
别的不说，戚凯威并不精通海战。
要知道，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海洋是最重要的战场。
根据这个理由，黎平寇坚持让牧浩洋继续担任总参谋长，至少在二零五二年底之前得维持现状。
争论到最后，黄瀚林与黎平寇不得不各让一步。
牧浩洋成功获得了连任的机会，只不过在二零五二年底之前，必须就建立参谋长会议的事情做出定论。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年之内，牧浩洋得逐步把权力移交给国防部。
按照这个安排，在建立了参谋长会议制度之后，总参谋部只掌握军队的战时调度与指挥权，其他的权力都将回归国防部。
对牧浩洋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个解脱。
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当上了总参谋长，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显然，肯定不会是个好滋味。要知道，黄峙博离开总参谋部的时候才五十多岁，而腾耀辉离开的时候也就六十多岁。当时，两人都有足够的精力继续干下去，也有足够的影响力留下来，可两人都选择了离开。
到二零四七年的时候，牧浩洋的感受也一样。
如果不是黎平寇挽留，他肯定会向黄瀚林提交辞呈。
当然，让他留下来的，还有一份责任感。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二零五二年前爆发，中国的处境将非常艰险，而到了二零五二年之后，情况就会有所改观。
牧浩洋非常清楚，如果他在二零四七年辞职，就算回去当海军司令，戚凯威与母祁铁也会联手控制总参谋部，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管是戚凯威、还是母祁铁，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率领中国军队取胜，甚至没有能力率领中国军队渡过最艰难的战争初期。要知道，戚凯威与母祁铁都擅长打顺手仗，在逆境中反败为胜的能力非常欠缺，母祁铁甚至没有这方面的作战经验。
二零五二年之后，随着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牧浩洋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退休”了。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牧浩洋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精打细算的花掉每一分钱，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军队，奉献给国家。
二零五二年的元旦节，牧浩洋过得很轻松。
年前，他就与戚凯威达成了协议，在七月份主动向元首提交总参谋部改革计划，而且任命章玉廷担任海军参谋长。
在新的制度下，各军兵种都将取消司令职务，参谋长为最高指挥官。
作为回报，戚凯威也承诺不会垄断总参谋部，而会给予章玉廷与庞跃龙相应的地位，确保海军与陆战队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牧浩洋在任期间制订的所有装备计划都将得到保留。
按照戚凯威的承诺，至少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不会取缔海军与陆战队的重大装备发展项目。
结果就是，过完元旦节之后，牧浩洋把海军与陆战队的装备计划重新梳理了一遍。
事实上，这个时候，牧浩洋最担心不是戚凯威会不会兑现承诺，而是已经持续了十三年的扩军行动能否持续下去。
到二零五二年初，中国军队的总兵力已经突破了二百八十万。
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总兵力也只有二百二十万，而且并没有进行战争动员。
只不过，扩军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在二零五二年初，美军的总兵力在二百八十万以上，算上长期处于满员战备状态的国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