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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
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
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
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
“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
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
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
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
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
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
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
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
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
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
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
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
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
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
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
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
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
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
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
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
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
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
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
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
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
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
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
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
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
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
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
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
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
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
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
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
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
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
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
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
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
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
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
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
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
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广场悼念
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
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
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
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
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
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
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
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
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
“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
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
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
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
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
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
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
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
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
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
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
人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