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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