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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
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
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
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
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
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
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
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
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
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
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
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
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
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
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
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
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
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
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
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
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
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
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
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
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
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
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
“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
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
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
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
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
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
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
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
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
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
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
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
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
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
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
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
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
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
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
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
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
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
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
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
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
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
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
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
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
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
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
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
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
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
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
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
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
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
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
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
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
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
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
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