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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崇祯上吊，旧老板死了，当务之急是选个新的老板。
从选新老板开始，南明小朝廷的各路鬼神就开始折腾。
这一点宋朝就没有这样的烦恼，赵家的子弟在京城陷落的时候被一锅端了。有且只有赵构一个人。
南明坏就坏在，有皇家血统的人太多，但是有能力的人又太少。
说起来这还是拜朱元璋所赐，他把自己的子孙都发配到各地去当了藩王，后来朱棣谋反之后，为了防止有人走上自己的道路，对于藩王，给地盘，好吃好喝供着，但是不能玩花样。
在这个高压政策之下，流落在外头的藩王大都是草包，也应该是草包，如果不是草包，天天议论国是，反而对朝廷来说才是最危险的。
虽然朱家子弟比较多，但是当时血缘比较近，呼声比较高的有三个人。
一号选手，福王朱由菘，说起这个朱由菘，很有必要讲讲，他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崇祯的堂兄，诸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朱常洵很不幸的被李自成做成了一道菜，叫福禄宴。说起来朱常洵算是个风云人物，是万历最喜欢的儿子，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的当事人。东林党当时以“立长”为理由整整折腾了几十年，最后皇帝妥协，立了明光宗朱常洛。朱由菘在他老子被抓的时候，他侥幸从洛阳逃了出来，躲在了淮安。
二号选手，惠王朱常润，这个也是万历的儿子，他在荆州当了个藩王。可惜荆州一到乱世，就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率领的流寇兴起之后，他被追的到处跑，最后看破红尘，索性当了和尚。
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万历的儿子，惠王的同母兄弟，原来是被封在衡阳，最后又被张献忠赶到了广西避难。倒也符合他这个桂王的桂字。
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朱由菘最合适，他的血缘关系最近，而且和朱由检是同辈，虽然是弟终兄及，但是比侄终叔及要合理的多。
但是当皇帝，不是说你有资格就能当的，特别是没有诏书的情况下，谁当皇帝，不是由你的血缘关系说了算的，而是由势力大的人说了算的。
现在谁的势力比较大的，答曰东林党。
东林党举双手双脚反对立朱由菘。
东林党？这就奇怪了，万历年间为了立长立贤的问题，和万历争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怎么就忽然放弃原则，不立长了。而且他们给出的理由实在是打了前辈东林党一个响亮的耳光：因为福王不贤。
历史告诉我们，东林党也似乎不是那么正义的。之所以后来变得正义，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武器，会写文章。什么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东林党之所以不喜欢朱由菘，根源在于万历年间，东林党和万历皇帝斗了几十年，坚决反对朱常洵继位。现在让他们同意朱常洵的儿子继位，万一清算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哦，原来这才是真相。
说朱由菘不贤，问题是惠王桂王也不比朱由菘好到哪里去。于是他们推出了一个八竿子都轮不上的人，潞王朱常淓，说起来这个人的血缘关系就比较远了，他是隆庆皇帝这一支的孙子。在艺术领域比如绘画音乐方面比较有造诣。
会搞艺术就一定贤吗，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李煜和宋徽宗的艺术水平比这个朱常淓高到哪里去了，还不是亡了国。但是东林党管不了那么多，反正要的就是个理由而已。
且不说这个朱常淓最后其实是最没品的。就这个方案最扯淡的是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负责的内阁可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
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正是因为他们整出了这个方案，搞出了一大批野心家效仿，南明就一直处于内讧中不可自拔。后世说，明亡于党争。我说，南明亡于东林党。
这个时候，南明权利最大的是史可法，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正部级干部，六部以兵部为首，史可法，这个人很有必要讲一讲。
在南明这群当官的里面，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正直的人。他的老师是左光斗，左光斗是天启年间东林党的领袖，在和魏忠贤的斗争中坚贞不屈，最后惨死狱中，在文人士子之中有很高的威望。
事实上，史可法有左光斗这个老师是他的荣幸，左光斗有史可法这个学生，也是他的荣幸，史可法深得左光斗的真传——坚贞不屈、以死报国。
史可法面对这个形势，也感觉到比较难办。他本人对于立谁都无所谓，因为这个时候只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而已，但对东林党的顾虑也确实能感受到，毕竟他想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感到责任重大却又非常很无助。
这也是史可法的弱点，他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既不能谋也不能断，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抓瞎。后世对他的评价是知勇而不知兵。我以为然！
现在要挽救南明小朝廷，不再是精神可嘉就行的，既要能谋还要能断。可惜史可法这两样都不具备。
他自己知道自己下不了决断，于是就去问计于一个叫马士英的人，事实证明史可法的眼光也不行。这就更悲剧了。
但是史可法问马士英，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士英不是东林党人，看起来像个中间派，所以他想听听马士英的意见。
马士英，此人是经历过官场大起大落的老手。后来在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凤阳总督 ，国防部副部长。在这个一片混乱的时候，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给犹豫不决的史可法带了句话，“立君要以贤明作为标准不能固执地拘泥于人选的辈分顺序。”他抛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犹豫不决的史可法看到了曙光，马士英真是贴心呐！史可法认为这个人很有决断，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于是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马士英和史可法见面了之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个会，会谈进行得友好而热烈，彼此都为国家的危难感到责无旁贷，他们讨论了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对立谁为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方案：和稀泥。他们折中选择了桂王朱常瀛。
所谓的民主，就是各方势力的妥协，但是这个史可法的这个和稀泥，非常没有水平。
且不说桂王的人品如何，单单桂王处于广西，光是在兵荒马乱的跑到南京来就得花上个把月。在这个北京已经被攻下的当务之急，这个方案是下下之选。
唯一的好处是，东林党觉得比较满意，本来东林党立谁都好，只要不立朱由菘，他们都能接受。
按照东林党的记载，朱由菘是很昏庸的。但是从朱由菘做的事情来看，我认为，东林党没说实话。
这里面藏着一个重大的阴谋。
东林党是很厉害的一个团体，他们掌握了一个武器，就是笔杆子。
比如东林党说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在崇祯死之前，朱由菘屁都不是，窝在藩地出不来。东林党的君子们如何知道他的生活作风？难道都有窥私癖？后来弘光所有的臭名基本都是这个版本演化来的。
在太平盛世，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笔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虽然是乱世，笔杆子的话语权有限，但是它能够起到诋毁误导的作用。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还有点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经过魏忠贤等人的折腾，有个法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最终活下来的东林党，除了搞点内部斗争，打打嘴仗，其他基本上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
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正气。后来东林党的领导人在清军打过来的时候，投降的比谁都快。
对于后来的变节，东林党要为自己的投降找点台阶下，加上本来朱由菘就是他们反对的，他们要给自己找点正确的理由。大清统一了之后，也得为他们消灭南明找到合法的理由。基于各种需要，朱由菘到了他们的记载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荒淫无道的大昏君。
就是这个东林党笔下的“大昏君”，此时很不服气，他不仅是不服气，而且是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凭什么你说我不行我就不行，我们老朱家的天下凭什么轮到你们这帮人来做主了！朱由菘心里非常恼火。
人生气的时候会自暴自弃，也可能会发愤图强，“昏君”朱由菘选择了第二条。
桂王要跑一个月的路才能过来，这给了朱由菘足够的运作空间。
朱由菘这个东林党笔下的大昏君， 竟然拿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派他的一个太监卢九德去联络江北的四镇总兵。
为什么要派这个卢九德呢，朱由菘的眼光可比史可法要高得多。这个卢九德虽然只是一个太监，但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太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卢九德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状元。
他原来是老福王的太监，老福王就藩之后，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高升，到了崇祯朝，已经屡屡监军，手下节制过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也与农民军连番大战过，曾任总督京营太监，现在正好是守备凤阳的监军太监。
他联络了江北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黄得功、刘良佐都是他的老部下，多少要给点面子，更何况这种“定策拥立”大买卖，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双方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勋。消息传到南京，东林党傻眼了。
马士英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他官场老油条的经验，看到事情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马上调转枪头，向朱由菘表示拥戴，顺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头号定策功臣，也成了唯一一名参与“定策”的高阶文臣。
大家以为马士英很无耻，且慢。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看到他们拥立福王后，也和马士英一样，马上表态同意立福王。更讽刺的是，东林党马上又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邀功请赏，而原本喊得最凶拥立潞王的东林党人吕大器，在福王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么监国，后日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连一贯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这个时候东林党的领袖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就跑去逢迎起东林的死对头，他们眼里的“阉党”分子阮大铖来。
朱由菘在这次事件中完全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顺利在南京继位，年号弘光。###第12章 议和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朱由菘的超常发挥，那就错了。
“昏君”弘光竟然很有些才干，虽然朱由菘当了皇帝了。但是朱由菘基本上就是光杆司令，武将在外，基本上不会听他的指挥。人家拥立你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文官马士英和东林党等人又是面和心不和。不过朱由菘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根据历史经验，之前反对立朱由菘的史可法等要等着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