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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一切都要服从我们的国家战略。”布什接着说：“中国的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我也是急于想把中国尽快拉进关贸总协定的，以便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树立经济转轨的样板。在那之后，美国不得不宣布暂停双方的高级官员互访。但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久，我就派了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去访问北京。邓小平请他转达说，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我们美国方面还需要等待时机。只能让中国的复关谈判陷入僵局。”
一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斯珀林摇着头笑了起来：“中国也承认他们那时的经济体制弊端太多了。甚至到1991年时，‘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还被禁用。只能半遮半掩地说什么‘商品经济’。谈判中那些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政策语汇时，我们的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最后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到底是搞哪一种经济体制。实际上当时很多中国人也有很大的担心。李岚清就说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是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说过中国对象索罗斯那样的‘吸尘器’感到吃不消、害怕。要等到有办法对付大功率吸尘器时，才可以对索罗斯开放。”
布什接过了斯珀林的话继续说：“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言一出，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石破天惊。可实际上一切尽在意料之中。那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1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没有中国市场化的承诺，我们是不会恢复谈判的。”
斯珀林不解地问：“之后，我们为什么又没有让中国复关成功呢？”
布什神秘地笑了一笑说：“那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我们认为中国做的还很不够，我们需要时间等待。”
斯珀林继续追问到：“今天我们能认为中国做的够了么？”
“差不多了。”布什说：“实际上今年4月份朱镕基总理访美时，技术问题就差不多了。只不过是政治上我们不能让他们感到过分顺利。接着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世贸组织双边谈判中断。8月27日，克林顿致信江泽民希望讲和，并要求恢复谈判。炸馆事件得到初步解决后，中国就同意恢复谈判了。”
“中国就那么急于入世？我至今不能理解。”斯珀林说。
布什肯定地说：“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前不久的9月份，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国退民进’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开始，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我明白了，”斯珀林说：“那我们这次就可以同意中国入世了。”
“不，你不明白。”布什强调说：“我们这次只是完成美中双边谈判。让中国的一只脚踩进WTO的门内。之后，中国还要与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继续谈判达成协议。我们至少需要将中国再拖1年，拖过中国明年的另一件大事，不过，你不必知道得那么详细。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是不可能在本世纪完成入世任务的。”
正是由于前总统老布什事先对斯珀林交了底，斯珀林在谈判中才胸有成竹。谈判第二天开始，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双方都对媒体三缄其口。12日下午，中美举行第四次小范围会谈。石广生代表中方提出一揽子建议，作为对美方１１日提交的一揽子建议的回应。巴舍夫斯基听完石的发言后，说：“我感到悲观”。
斯珀林这时却表现得极为恼火，大发雷霆。他说：“我一直在努力相信你们是有诚意的，想达成协议。但是看了你们对议定书的出价后，我再也不相信了！我以为我们放弃了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这两个重要的政治上‘赢’的方面，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会使你们利用我们的总统，欺负我们的总统。我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大傻瓜！”
这位白宫的“大内高参”越来越失去控制：“除非我们在特殊保障条款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否则我们不可能把协议拿回去！如果我告诉总统，经过3天谈判以后，你们说这两个条款的终止日期是2003年，他肯定会讲，你们马上坐飞机回来！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而且你们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得到最惠国待遇！！！”
说着，他竟不断地拍起桌子：“我一直告诉自己，我要保持镇静，但这是一个侮辱！”
石广生也怒目圆睁，针锋相对地说：“告诉你，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强加于我们任何东西！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可你没权力说我们欺骗你们的总统！要说欺骗，你们４月份的清单才欺骗了我们！”
谈判陷入胶着状态，美方数次扬言要回国，却又把行李从机场取了回来。11月13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会见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峰回路转，节奏明显加快。
11月15日凌晨，在最后7个问题僵持不下的紧张时刻，朱镕基突然到场。这让美国谈判人员出乎意料，朱镕基提出两点让步的最后条件，美方表示接受，中美漫长的谈判终于结束。朱镕基事后说，最后的条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显然，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也是一个最需要政治决断的时刻。
11月15日，一个艳阳天，中美谈判形势也云开雾散，签字大厅终于向记者开放。15时50分，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满面春风地入场，正式文本签字仪式开始。……
在寒风中苦等了6天6夜的中外记者都在外经贸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中美成功签署WTO双边协议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传遍了中国，传遍了世界。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网民之间关于中国加入WTO利弊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官方天龙网论坛上那两个最活跃的写手——＇思维教练＇和＇陈新＇。不过两个曾经并肩抗议美国炸馆的网友这一次却彼此观点对立了。
＇陈新＇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就象官方媒体上被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一样，称这是“双赢”。＇思维教练＇则是把中国加入WTO当成一场生意来谈的，他认为中国方面的让步太多。国务院研发中心报告中所说的“入世收益巨大”，主要体现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部门，而那却不应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受冲击的是土地密集型的初级农业；受损的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这正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最需要的。加入WTO并不能带来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而是带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产品”。“产品”和“生产产品的能力”绝对是两个概念。
协议签署后，美方很快公布了协议内容要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多有转载。国内各类媒体有关中美WTO协议的许多纵深报道和讨论，相当程度上以美方提供的情况为信息来源。北京一些很有影响的财经类报纸，甚至外省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刊登协议具体内容时通常都不得不引用美方提供的信息，甚至引用民间咨询公司提供的信息。＇思维教练＇更是写了一篇长贴，针对协议条款详细加以分析，痛陈利弊。一时之间在论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不久，主流媒体开始站出来说明“有关媒体对中美协议具体内容的报道有重大误解”。对外经贸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教授张汉林，就国内外一些媒体报道的所谓“中美协议要点”等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与其他世贸成员组织成员国的“入世”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谈判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将协议内容加以公布。至于美方机构和官员公布、透露的所谓“协议要点”，不排除美方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很可能“自话自说”，比如为了平息国内反对势力的声音，争取国会议员的支持等。并望各媒体在转载有关内容时以此篇专访为准。
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对权威人士所说的“国际惯例”产生了质疑，建议尽快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这些学者认为：首先，美方谈判代表早已在协议签署后第一时间内，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不少协议内容，率先违反了权威人士援引的国际惯例；美国谈判代表团经香港回国途中又向新闻界介绍了协议部分内容，再次违反了惯例；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中方尽快公布协议具体内容，不仅有利，而且有理。其次，就是美方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信息，而我方权威人士则是在一个收费很高的研讨会上披露信息。在广州举办的那个高规格的WTO研讨会，每张门票价格1500元仍然需求热烈，主办单位甚至不得不将1000座位会场改为3000人会场；这显然给会议主办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两种披露信息方式，哪一种更为符合国际惯例，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更何况从讨会发言内容看，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若干协议内容，与国际惯例已经存在矛盾。
最终，权威人士还是迟迟没有公布中美WTO协议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论坛上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不了了之了。＇思维教练＇那弊大于利的分析找不到权威的依据。＇陈新＇最终也同样没有为他政治上“双赢”的论点找到有力的论据，最终＇陈新＇在辩论中被逼急了只能说：中国加入WTO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对于经济方面，＇陈新＇显得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可以利用“免责”条款，逃避入世的义务，甚至凭借可以中国人的“聪敏才智”不遵守WTO规则，“涮美国人一道”——这是中国人的“专长”。
＇思维教练＇对于这种狡辩不以为然，没想到的是，这种无赖的理论在论坛上的很多人中却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还好，最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不得不在多个场合郑重表态，中国一定会遵守WTO规则，在享受应有权利的同时，切实履行对外承诺。
1999年的年底，＇思维教练＇被＇陈新＇那种人肆无忌惮的狂喊给拆磨坏了，论坛上，支持入世的人不停地在他的耳朵旁边制造着震耳欲聋、铿锵有力声音。他宁可去听摇滚乐，也不愿意再进行这种无谓的辩论了。
也就是在1999年，在中国第一代摇滚力量崔健等人已鲜有新作之际，“新裤子”的闪亮登场为中国摇滚界注入了新鲜的力量，保证了中国摇滚乐的继续发展。1999年6月
在香港发行首张专辑《新裤子》，就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关注。勇敢果断的新裤子乐队给中国的摇滚乐迷们带来了新鲜动感的Pop…Punk音乐。7月
“新裤子”应邀参加名为“中国摇滚新生代”的音乐会。这是继5年前“中国摇滚乐势力”之后，中国新音乐群体在港的又一次集结亮相，意义绝对不同寻常。
属于X世代中普通的人群的这三个呆头呆脑的青年有着复杂的一面。毕竟不再是用“痛苦”扮酷的时代了，他们与旧式中国摇滚乐有着看似让人难以理解的差异。他们说：“我们要认命！”，与其痛苦地逃避，不如痛苦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