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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杂志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亚历山德罗夫带着令人惊奇的语调写道：“可以从认识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导致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最终选择了哪种模式，而是国内民众的情绪——他们对所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准备。”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改革家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罗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就写过一本《信任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实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的信任、对改革政策和所有权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问题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体制在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稳固的。当普通民众认为执政者都是“骗子”的时候，在经济学家承认俄罗斯确实存在着“谁也不相信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期望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像以前一样，居民将自己挣来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继续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将账户开设到国外银行。恰恰是由于失去了苏联公民的信任这一主要原因，才导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却又在1992年上半年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整个改革纲领并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叶利钦所取得的为期十二个月的特命全权体制得以施行下去。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争论，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方式实施了那个将俄罗斯推上“不归路”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奥斯隆德曾经领导了盖达尔的顾问团，就连他也这样解释俄罗斯所确定的改革战略：“在东欧各国中，结构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规模都不小，但是，俄罗斯结构改革的规模更大。我曾预计，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间，这意味着比波兰还要高。人们可以用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何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当社会充满迷惘情绪以及各个利益集团还无法完全评价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时，通过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击是必要的。” 甚至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马科夫政府成功地将俄罗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从而使政府得到了民众长达8个月的支持。在这里，阿·丘拜斯在“统一动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这场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通过将外国投资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当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动力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有谁还打算将钱投向这家公司呢？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拥有和管理着哪些资产，而且也很难了解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拥有哪些资产……
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