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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东西的罪行，还是比偷窃一个人来得严重。”吉本内哀伤地说。他看一眼沃妮雪，又说：“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家。”
坐在昏暗的棚屋里，沃妮雪的视线依然是下垂的时候居多。她语气沉静地接着说下去。那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3岁的七年级学生，还住在村子里。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睡得正熟，”她平静地说。“可能是半夜十一点半。我猜他们不止四个人。我们家没有电，但是他们带了一支手电筒。他们破门而入，把我带走。我们全家大声呼叫，但是没有人过来阻止。”
沃妮雪不认识绑架她的阿贝鲁·杰玛（Aberew Jemma），也从来没跟他讲过话，但是阿贝鲁早就注意到她了。整整两天，那帮人不断地殴打和强暴她。她的家人和老师前去报警，要求警方救人。警察赶到时，沃妮雪逃了出来——她失控地奔跑在村里的小路上，哭喊着，浑身满是鲜血和伤痕。
吉本内一听到女儿遭绑架，连忙从首都赶回来，他不愿意让勤奋好学又可爱的女儿嫁给强暴她的男人。在亚的斯亚贝巴时，他经常收听“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Ethiopian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播放关于女性权利的广播；他也看到，首都的女性都能充满自信地工作，任职重要的岗位，享受权利和一定程度的平等。于是吉本内与沃妮雪商量，决定不嫁给阿贝鲁。父女俩都是沉默寡言、行事低调的人，却很有骨气，两人都不愿意让步。他们虽然恐惧，但还是不愿意按照传统的方式息事宁人。他们决定向警方报案。
沃妮雪走了五英里的路，找到最近的巴士站牌，用了两天等来一辆巴士，一路艰难地来到设有康复中心的小镇。在那里，护士帮她做骨盆腔检查，并在病历上写道：“她已经不是处女。身上有许多瘀青和刮伤。”
沃妮雪回到村庄后，长老们希望她的家人与阿贝鲁和解。为了避免双方酿成血海深仇，他们不断向吉本内施压，要他接受两头牛的聘礼，让沃妮雪嫁给阿贝鲁。而这样的交易，吉本内连谈都不想谈。双方僵持不下，阿贝鲁与家人越来越担心会被起诉。他们研究出一套解决方案：阿贝鲁再次绑架沃妮雪，把她带得远远的，继续殴打强暴，直到她同意结婚。
沃妮雪设法逃了出来，可在归家的路上又被抓住。不可思议的是，阿贝鲁在绑架她之后，竟然还带她去地方法院，逼她向法官表示自己愿意嫁给他。然而，沃妮雪——这个被男人重重包围和威胁，一再被虐待的小个子姑娘，却告诉法庭官员她是遭绑架的，请求让她回家。这名男法官根本不屑于听一个女孩的遭遇，他劝沃妮雪不计前嫌，嫁给阿贝鲁。
“就算你回家，阿贝鲁还是会继续找你麻烦，”法官告诉她，“反抗是没用的。”
沃妮雪心意已决。她还不打算结婚，更不可能嫁给强暴她的人。“我想继续留在学校。”她语调轻柔地回忆着，态度相当坚决。阿贝鲁把她关在高墙深院里。大家都看到她被关了进去，也听到她尖叫求救，但是没有人搭理她。一次，她攀过围墙，逃了出去。
“大家都怪我破坏了传统，”沃妮雪愤恨地说，目光暂时从双手上抬起来，“他们批评我，说我怎么可以逃走。他们这种态度，让我非常生气。”沃妮雪为了存活下去，搬到警察局的监牢里住——遭强暴的受害者待在牢里，而强暴者却逍遥法外。警方拖了一阵子才开始搜集证据，包括沃妮雪家被撞坏的门，以及她被撕裂及沾了血渍的衣物。他们也听取了村里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但是，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起诉阿贝鲁是个错误。听证会上，法官问沃妮雪：“他想娶你，你为什么要拒绝？”
最后，法官判处阿贝鲁十年有期徒刑。但一个月后，不知以什么理由法官又释放了他。沃妮雪逃到亚的斯亚贝巴，搬进了父亲的小棚屋。“我决定离开，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她慢条斯理但坚定不移地补充道：“我一辈子也不会嫁人，我不想跟任何男人有牵扯。”
埃塞俄比亚乡下的这种文化，也许看起来永远也无法改变。但是沃妮雪在另一个世界找到支持：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撰写措辞激烈的信件，愤怒地要求埃塞俄比亚当局修改法律条款。他们无法抚平沃妮雪的创伤，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对她和父亲是很重要的——在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谴责他们家破坏传统之际，这是一针强心剂。美国人也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沃妮雪在亚的斯亚贝巴继续求学。
这些信件撰写者由“现在就平等”（Equality Now）所动员。这个国际女权组织总部位于纽约，主要关注世界各地妇女的受虐问题。创办人杰西卡·纽沃思（Jessica Neuwirth）曾经在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工作，在那里她认识到写信能够帮助并解救遭囚禁的政治犯。于是，她在1992年成立了“现在就平等”。虽然通过筹款来维持这样的机构非常艰辛，但是杰西卡得到美国女权主义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守护天使的支持，使得“现在就平等”运作至今。今天，该组织在纽约、伦敦和内罗毕都有办事处，共15名职员，年度预算为200万美元——在慈善世界里，这只是零头而已。
“现在就平等”代表沃妮雪上诉，但阿贝鲁似乎不可能再度入狱。然而，“现在就平等”的智囊团硬是把埃塞俄比亚推到聚光灯下，迫于国际压力，当局修改了法律条文。现在，就算受害者后来同意嫁给强暴她的男人，那个男人依然犯了强奸罪。
当然，改变的只是法律。在贫穷国家，首都之外的法律形同虚设。我们有时候觉得，西方人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改变不公平的法律上，在改变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兴建学校或协助民间草根运动。毕竟就算是在美国，为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并不是南北战争之后所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而是近100年后由民间发起的民权运动。法律很重要，没错，不过光是改变法律往往成效有限。“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负责人玛德芮·保罗斯（Mahdere Paulos）是名活力十足的女性，她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诉讼或游说政府更改法律，但是玛德芮承认，文化上的改变同样重要。
“赋权妇女始于教育，”她说。她看到受过教育的女性骨干越来越多。现在，每年约有1。2万名妇女担任“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的志愿者，这使得该组织在政治及法律上显得更为重要。如今，“现在就平等”与“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有益的模式：外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帮助，就是担任配角支持当地人。“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可能很快就会迎来另一名志愿者：沃妮雪目前在读高中，成绩优秀，她打算继续到大学攻读法律。“一切顺利的话，我希望专攻绑架案。”她简明扼要地说，“即使我自己得不到正义，我也要为别人伸张正义。”
加诸世界大多数地区女性身上的暴力及虐待，让人很难不注意到比因性冲动而猥亵和因达到某种目的而强奸更邪恶的现象，即：性别主义和厌女价值观。
要不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古代总是有那么多女巫而不是男巫被烧死？为什么硫酸总是泼在女性脸上，而不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剥光衣服、遭受性羞辱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为什么在许多文化里，大家尊敬年长的男性为族长，而年纪大的女性却被带到村庄外头，死于饥渴或被野兽吃掉？虽然存在这种虐待行为的社会里，男性的确也比美国男性遭受更多的暴力对待，但是女性所遭受的暴虐行为却特别普遍、残暴和致命。
这些心态深植于文化里，唯有通过教育和当地人的领导，才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外人要担任配角，职责之一是把当地人的这种落伍心态置于聚光灯下，好打破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禁忌。2007年，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首次引介《国际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们每年都在议会提出，直到立法通过。该法案通过后，国家每年拨出1。75亿美元给对外援助活动，用以防止荣誉谋杀、焚烧新娘、外阴残割、硫酸毁容、集体强暴和家庭暴力。此外，还会在国务卿直属办公室创设“妇女全球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Women's Global Initiatives），以及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创设“妇女全球开发办公室”（Women's Global Development Office），双方将会向政府施压，让解决性别暴力成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虽然对法律的效力保持怀疑，但是就像2000年那条规定每年要提交海外人口贩卖报告的里程碑式法案一样，这条法律就算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会越来越有分量。它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对沃妮雪这样的女孩会有所帮助。
在谈到厌女现象和性别暴力时，一些人会想当然以为男性才是罪魁祸首，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男人对待女人的举止常常是很残暴的，但是在贫穷国家里，通常是女性管理着妓院，是她们让自己女儿接受外阴切除手术，是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也是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一项研究指出，塞拉利昂内战的轮奸案例当中，有1/4是男女同谋。通常是女兵引诱受害者到强暴地点，然后在男兵强奸时从旁协助，压制受害者的挣扎反抗。“我们会帮忙逮到她，把她压在地上。”一名已退役的女兵给出了答案。该研究的作者达拉·凯·科恩（Dara Kay Cohen）援引来自海地、伊拉克和卢旺达的证据表明，女性参与类似塞拉利昂的性暴力并非反常现象。她认为内战时十分普遍的轮奸，重点不是满足性欲，而是让军队（包括女性成员）通过欺压践踏女人的残暴手段，来达到团结一心的一种方式。
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就是母亲杀死了她们的亲生女儿。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医学教授及杀婴文化专家迈克尔·赫·斯通（Michael H。Stone）博士根据巴基斯坦妇女杀死女儿的数据，发现她们之所以这么做，通常是因为丈夫的威胁——要是保留女婴就会跟她们离婚。举例来说，妇女沙赫纳兹毒死自己的女儿，以避免被丈夫遗弃。佩尔文生了女儿，她公公为此毒打她，于是佩尔文毒死了女儿。然而在巴基斯坦，有时候妇女杀死自己的女婴，只因为社会上重男轻女。雷哈纳淹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女孩会带来霉运”。
至于毒打妻子，一项调查发现，62％的印度乡村妇女支持这一行为。此外，习惯性地虐待年轻女子的人群，没有一个群体比婆婆们更残酷。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婆婆是女家长，负责调教女性晚辈。索亚·娜佳比（Zoya Najabi）现年21岁，出身于阿富汗喀布尔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她接受我们访问时，穿着绣着花朵的牛仔裤，看起来比较像美国人，而非阿富汗人。她在学校一直读到八年级，在12岁时嫁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