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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攻击阿酷·亚达夫的举动是事前仔细规划好的，而乌莎是领导者。因此，乌莎虽然能够证明她当天没有在法庭里，但是警方还是逮捕了她。然而，这场杀害事件让公众的视线聚焦到卡斯特巴纳加，舆论强烈抗议。已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包法翰公开支持那些妇女，他表示：“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杀掉阿酷。妇女们曾再三向警方寻求保护，但是警方没有保护她们。”
贫民窟的数百名妇女认为，要是她们全部人都表示为这起攻击事件负责，那么就没有一个人要为谋杀负责。她们的理论是：如果几百名妇女每人都往阿酷·亚达夫身上刺一刀，那么就没有一个伤口是致命的。整个卡斯特巴纳加的妇女皆喊着同一口号：我们一起杀了他，逮捕我们全部吧！
“这件事我们全都有责任。”一名害羞的年轻妈妈拉佳诗莉·蓝黛说。拘谨的45岁家庭主妇吉嘉·摩儿补充：“我很得意我们做了这件事……如果有人得受惩罚，我们所有人一起担当。”吉嘉心满意足地声明，“我们女人变得什么都不怕，我们在保护男人。”
沮丧的警方在两周之后释放了乌莎，条件是她必须待在老家，哪儿都不能去。酒店经理的生涯规划可能要泡汤了，她也确定阿酷·亚达夫的手下为了报复，可能会强暴她或泼她硫酸。“这我倒是不在乎，”她信心十足地扬起头，不以为意地说，“我才不担心他们来报复呢！”她成为小区工作的组织者，展开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她运用管理技巧来凝聚贱民，大家一起制作渍菜、衣服和其他产品在市场上卖。她要贱民开创事业、增加收入，才会有足够的资金接受更多教育。
现在乌莎的收入仅能糊口，但是她成了卡斯特巴纳加爆发力十足的新领袖、贫民窟的女英雄。我们去拜访她时，出租车司机一直找不到她家。司机在卡斯特巴纳加不时停下来问路，但是每个人都坚持说没有这个人，或是故意指错方向。最后，我们只好打电话给乌莎报告我们的困难，这才看到她走到大街上，向我们招手。她解释每一个误导我们方向的人都会派一个小孩跑去跟她通报，报告她一名陌生人正在找她。“他们想保护我，”乌莎笑着说，“整个小区都在当我的眼线。”
卡斯特巴纳加的一连串事件令人惴惴不安，其中没有简单明了的道德训示。虽然我们对于这样的血腥结局感到不安，也无法认可谋杀的行为，但是看到女性经年默默承受虐待，而终于有乌莎这样的女子带头反抗，的确是宣泄了一股不平之气。
“赋权”一词是救援社群团体的陈腔滥调，但是赋权的确是需要的。伸张正义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女性顺从的文化，这样一来，女性才能够变得更有决断力、更有信心。之前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外人坐而论道当然很容易，毕竟大声抗议而承受可怕风险的人并不是我们。但是当一名女子挺身而出时，外人的声援拥护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也必须建立制度来保护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为性命不保的人提供政治庇护。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鼓励妇女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在贫穷国家推动和普及教育，这方面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
终究而言，那些住在卡斯特巴纳加的女性是需要亲身加入人权改革的。她们是解决问题的部分答案：如果更多妇女不再把另一边的脸颊给对方打，并且开始反击回去，人口贩卖和强暴就会减少。
新废奴主义者
扎克·亨特（Zach Hunter），12岁，与家人住在美国亚特兰大。在学校听到今日世界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奴役时，他非常震惊，开始查找这方面的数据。他看得越多，就越觉得惊骇万分。虽然还只是个七年级学生，但他认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他成立了一个团体，叫作“零钱，零捆锁”（Loose Change to Loosen Chains），简称LC2LC，这是学生推动的反现代奴役运动。他在第一年筹募了8500美元，此后该运动蓬勃发展。
扎克现在是高中生，他不停地在国内奔走，向学校及教会团体解说人口贩卖的状况。在My Space网页上，他定义自己的职业是“废奴主义者∕学生”，他的偶像是18世纪提倡废除奴隶制度的英国斗士威廉·威伯福斯。2007年，扎克向白宫提交10万人联署的请愿书，呼吁政府对于打击人口贩卖采取更多行动。他也出版了一本给青少年看的书，叫《推动改变：终止奴役及改变世界手册》（Be the Change：Your Guide to Ending Slavery andChanging the World），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与教会酝酿筹组LC2LC分会。
“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s）这个运动正在爆炸性地成长，扎克是其中一分子，他们提出新方法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一般的救援工作者在救援官僚体制中运作，而社会企业家成立新组织、公司或开展运动来创造自己的环境，用创意十足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家对于资本主义并不抱持传统的怀疑态度，他们有不少人收取服务费用，利用商业模式来达到永续经营。
曾经担任过管理顾问及政府官员的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是推广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人物，他说：“社会企业家并不满足于送鱼给人吃或教他们怎么钓鱼，他们非得要把钓鱼产业彻底改革一番不可。”德雷顿是社会企业风险投资组织“阿育王”（Ashoka）的创办者，该组织扶持和培训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这些被称为“阿育王伙伴”（Ashoka Fellows）的社会企业家，目前超过2000人，其中许多投身到了女权运动中。德雷顿简述了社会企业家兴起的历史：农业社会仅产生少量的盈余，因此只有一小群精英可以迁居城镇，创造文化及有自觉意识的历史。这样的模式持续了很久：少数人垄断主动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社交工具。这就是为何从罗马帝国衰亡到1700年左右，西方的人均所得一直没有起色。不过到了1700年，北欧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结构：在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性∕竞争性商业模式……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西方经济从历时1200年的停滞状态中破茧而出并急速蹿升，很快地超越了世界有史以来的纪录。18世纪的平均个人所得增加了20％，19世纪增加了2倍，20世纪增加了7。4倍。然而，大约在1980年之前，这样的转变始终绕过了社会这一半……到了1980年左右，冰层才开始破裂，整个社会竞技场才产生结构性的骤变，进入现在这种新的企业式竞争性结构之中。然而，冰层一旦破碎，随之而来的改变就如排山倒海，除了一些主政者胆小畏怯的国家之外，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如此剧变。这第二拨大转变的优势在于：不必担任先驱和献身者，而是跟随商业的步伐，因此这种企业型社会机构在解决社会议题的同时，能够一直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从这方面来看，这就类似泰国这种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根据“阿育王”的最佳估计，每10～12年，社会领域所释放的生产力水平与商业领域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一半。
想想看，要是女权运动有一大群社会企业家撑腰，其效果能够增加多少。在对抗贫穷及奴役等方面，联合国及救援机构已开始努力不懈地寻找技术上的解决之道，包括改善疫苗及引进新的钻井技术——这些很重要。但是行动过程也有赖于政治及文化上的改进，同时，坦白说，还有赖于个人的号召力。通常，关键在于一位具有领导力的领袖，例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印度的甘地以及英国的威廉·威伯福斯。投资在这些新兴领袖身上，跟投资在行动过程上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德雷顿通过“阿育王”所推动的理念，这是大多数救援组织没有领会到的。
“这的确是救援团体促进发展及政府施力的一大盲点。”《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这本关于社会企业家的精彩好书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表示。大型捐助者，不管是政府救援团体还是大型慈善组织，都想采用效益可测量的系统来介入，这么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因为没有设立网络来认同及扶持大有可为的个别领袖，而错失了改变社会的良机。捐助者一般不会设立具有针对性的、以社群为单位的小笔补助金——虽然这样的补助金可以成为改变的重要工具。当然，一些团体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风险投资者之姿，支持那些海外的小规模计划，事实上，这正是支持“阿育王伙伴”的“阿育王”组织在做的事情。同样，雪莉的研究生同学卡薇塔·朗达斯（Kavita Ramdas）所负责的“全球妇女基金会”（Fund for Women Global），从1987年起已经资助了167个国家的3800个以上的妇女组织。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妇女健康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倡议运动而出名，但是也把奖金颁予全球支持妇女的小团体。
扎克是杰出的社会企业家，鲁奇拉·古普塔和乌莎·那拉亚尼也是。虽然全世界的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职位一般没有那么高，但是社会企业家的较高层经常由女性担任。即便在男人独掌政治权力的国家，女性也已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团体来发挥影响力，成功地推动改变，而许多女性已晋升为社会企业家，领导反性交易的新废奴主义运动。其中一人就是苏妮塔·克里希南（Sunitha Krishnan），她是印度的“阿育王伙伴”，是性交易打击者中的传奇人物。我们听过关于她的很多故事，真正见到时，却没想到她如此娇小。本来她不到1。4米，又因为先天性裂足所导致的跛脚而显得更小了。
苏妮塔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儿园时，她经常拿着一块写字板，把当天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教给一群贫穷人家的孩子。那个经验深深印刻在她心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难以忘记。她决定长大后去做社工。她在印度的大学及研究生院皆攻读社工专业，焦点放在提升人们的读写能力上。有一天，她和一群同学在组织村庄里的穷人学习时，一帮男人出现了。
“他们不喜欢我们，想教训我们。”苏妮塔回忆道。目前她经营的收容所位于海得拉巴市（Hyderabad），其东北方将近1000英里处，就是鲁奇拉·古普塔为米纳奋战的那个比哈尔村庄。苏妮塔在收容所小而简陋的办公室里跟我们娓娓道来，用的是上流社会优雅的印度式英文，听起来比较像是大学教授，而非社会运动分子。她态度超然、条理分明，但是讲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依然面有愠色：那帮男人强暴了她。苏妮塔没有报警，“我知道根本没用。”最让苏妮塔震惊的是，她发现大家竟怪罪在她头上，她家人也觉得很丢脸。“强暴本身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她说，“影响我更大的反而是社会对待我的方式、人们看我的眼神。没有人追问那些男人为何如此，所有人都在质疑我为何去那里、我父母为何给我那样的自由。后来我发现，我的遭遇是仅有的一次，而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每日发生的。”
苏妮塔在她设立的收容所前与孩子们交谈。